所见所闻 DIARY
预展这几天，国际艺术圈的飞人们好像都对第十五届卡塞尔文献展感到很兴奋，主要原因是它不是柏林双年展（“太压抑”），或者因为终于不用在巴塞尔花10法郎买水喝。这两个活动我都没去，所以没那么激动。“但是很好玩儿啊！”很多人说，他们指的是文献展上的“关系性”美食供应，放置大量懒人沙发的休闲区，以及永无停歇的即兴表演。展览甚至还设有“静室”（quiet rooms），累坏了的参观者可以进去休息，尽管我看到的唯一一间有人的“静室”是被一位焦虑的美术馆职业人士用来接某个非常重要的电话。
这一著名的五年展最新一届由印度尼西亚小组ruangrupa策划，其核心理念lumbung在印尼语里意为“米仓”。在其资源共享的友好意涵基础上，该理念作为策展前提简单明了且生产性很强、但也容易倒向一种我拼死也要避开的对集体性的感伤表达。参观者将看到，为了充分呈现参展团体良好的工作，各种各样的视觉交流策略都派上了用场。思维导图（真的超级多）似乎是标配，同样不可少的还有艺术家和社区组织者的采访录像，他们所属地区的航拍镜头，以及表明制作者身份与政治目标的各类旗帜、海报和绘画。
在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Fridericianum）一楼，儿童区占据了一半的空间，就连那些不是专为儿童所设的展厅也带有浓重的斯坦纳学校（Steiner School）的味道。孩子们有水族馆、动物园、游乐园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现在他们又有了文献展。“这看起来像是一场毕业展，”我疲倦地喃喃自语——而实际上大部分内容也就是如此。*foundationClass团体带来了柏林白湖艺术学院（Weißensee academy）的学生作品。其中，一条横幅上写着：“我的传记似乎比我的艺术更有趣”，展览并未对这一宣言予以否定。“你没觉得吗，这是艺术‘品’的终结，”更多对此怀有好感的预展观众兴高采烈地说，而ruangrupa的文献展确实在不迎合艺术市场及其贪婪的明星制造系统方面取得了胜利。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感伤地回忆起曾经让我兴奋的那些在本体论方面下了大工夫的“小饰品”，现在已然无处可寻了。如果展览意图是将艺术带出象征性的领域，进入一个真正的行动和影响的空间，那么结果就是物与物的交流，通常极为直接，而且是以牺牲了一部分复杂性为代价的。
在来自新德里的Party Office组织的夜间“支持BDSM”派对中，我不断盘旋上升的情绪达到了极限，在周三的一场漏洞百出的发布会之后——可以想见，尴尬的艺术从业者们如何围着那些玩具窃笑——一个安全空间被迅速拟定了出来，其中身份标签变得越发复杂纠缠。到周四的时候白人顺性别男性已经被排除在了名单之外，不过也例外：如果你患有慢性病或者有着神经多样性症状。当然了，所谓安全取决于观看者的眼睛，或耳朵。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这里施虐受虐关系根本用不着鞭子和绳索，而是通过其他更空洞的支配和顺从的关系在起作用。如果不是在这个环境下，我也许会把它解读成一部凄凉的尼采式讽刺剧，但该创作团体是非常严肃的。
既然已经谈到了人造地狱，“米仓”当然会让我们联想起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的老问题，即从艺术展览中转移资金是否真的是资助社区组织的最佳方式。此次每个受邀的团体都获得了25,000 欧元的“种子基金”，没有附加任何条件。“这帮我们保留了房子，”Trampoline House的Joachim Hamou说，这是一个为哥本哈根难民和无证移民提供交流和教育的空间，他们的工作在Hübner-Areal的空间得到了成功的传播。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钱可以在更大的“金库”里找到，不过一个艺术展做到了这一点还是惊人的成就。
看完所有的内容可能得花上整整三天，但最终我还是忍不住喝起了让人身心放松的Kool-Aid。Trampoline House展示的对被困在丹麦拘留中心的儿童的采访与1970年代对12岁巴勒斯坦游击战士的采访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这些采访出现在Subversive Film团体的档案里。“你到这里多长时间了？” 面试官问。“你想回家吗？”在同一个场地，我又与我珍爱的旧本体论式艺术重聚了：Amol K Patil形式严谨又富有诗意的绘画和雕塑的精美展览。在我们周围，在供应茶水的临时帐篷下播放着轻柔的音乐；小香肠在烤架上滋滋作响，熟悉的面孔躺在成堆的靠垫里。这难不成意味着我们在……欢度美好时光？
周六，孩子们带着照顾他们的成年人们来了。空置多日的装置终于被期待已久的公众“激活”了，很明显，展览虽然没有在取悦艺术市场，但确实刺激了体验经济。对于无论哪个年龄段的“顾客”而言，社区式的欢乐可以缓解多年累积下来的三双五年展疲劳。（我个人认为策展人的兴奋就是症状之一。）在稻草阳伞下闲逛，听取有关全球粮食危机的声音片段，当然比——比如在埃利亚松的太阳下——体验全球变暖节省得多，但在要求观众的参与度方面却没有太大的不同。毕竟，作为对艺术之令人不快的一种逃逸形式，这可能还是有点儿太容易了。
与这种儿童友善的“小伎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在周六下午，卡塞尔市中心两个相邻地点的抗议者挥舞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旗帜。德国议会于2019年通过了一项在宪法上存疑的决议，将BDS运动谴责为反犹太主义，ruangrupa和Documenta因邀请与BDS有联系的艺术家而受到了抨击。从右翼键盘侠到老派公共设施破坏者，再到《法兰克福汇报》，众人齐力把这场展览变成了一场十字军东征的靶子。象征领域崩溃的一个后果是，当艺术咬住喂养它的手时，权力可能会再反咬一口。此外，作为一项公共活动，文献展成了德国内部冲突的现实以及仍然支撑德国人愧疚感的一张宣传单。而印尼团体稻米之牙（Taring Padi）的作品中确实出现了直接的反犹主义的形象，这就让情况变得更为严峻了。这件作品被黑布覆盖了，文献展的主办方发表了一份脆弱的声明。到目前为止，ruangrupa完全没有回应。
如同是为了焚烧掉讽刺和自我意识、自主性艺术品和其他所有晚期现代主义附属品加上最后一把火，周六夜的弗里德里希广场开幕派对点亮了灯光，叙利亚首屈一指的流行音乐人Rizan Said为数千人——包括我自己——带来了劲爆歌曲，结果证明，我们都已经很知道如何“米仓”了。周日，一边等着种子基金在隐喻的层面让这片焦土重新焕发活力，我出门去寻觅“关系性”美食了。Nhà Sàn团体的越南野餐和卡拉OK活动仅限受邀参加，但根据策展逻辑，你只要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就会有人为你提供他们的剩菜。我终于进入了这座米仓，菜单是猪排骨。倒是很美味。
译／ 卞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