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这场展览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在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周二预展后那个有风的夜晚,一位艺术家对我说。 她不是在开玩笑。由阿德里亚诺·佩德罗萨(Adriano Pedrosa)策展的“处处都是外人” 巧妙地讲述了关于边缘群体通过艺术实现自我创新的故事,是一场罕见的以轻盈策展手法呈现深刻画面的大型展览。在尖刻的标题之下,“处处都是外人”展示了一种温柔、通俗易懂的叙事,讲述二十世纪跨国界艺术现代主义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的,以及这种融合如何渗透进当今艺术家的生活中。 展览在热烈、反抗和后殖民忧郁的情绪之间交替,庆祝一个世纪前的艺术家与我们这个多元化时代的艺术家之间的持续对话。 对于王水(WangShui)或弗里达·托兰索·耶格尔(Frieda Toranzo Jaeger)这样的艺术家来说——他们都在军械库(Arsenale)中获得了充足的展览空间——多声性已经取代了单一的艺术运动。 王水的“Cathexis”系列手工蚀刻铝板安装在展厅的窗户位置,阻挡了光线的进入,看起来就像幽灵般褪色的密码,写着另一个世界的文字。 托兰索·耶格尔的作品呼应了墨西哥壁画传统,同时也包含了女同性恋意象和战时忧郁情绪的爆发。
展览认为,正是在当今的混合文化空间中,艺术才有了新的可能性:正如美国出生的画家路易斯·弗拉蒂诺(Louis Fratino)在中央展馆对我说的那样,“之前我不知道自己会有机会亲眼看到布彭·卡哈尔(Bhupen Khakhar)的作品”,他指的是这位印度艺术家(1934-2003)1985年创作的一幅油画。而这幅对弗拉蒂诺产生过很大影响的画作这次就悬挂在他自己的作品旁。弗拉蒂诺的作品构图破碎,通常表现了在俱乐部或在家中休息的欢愉身体。 卡哈尔作品中的同性沐浴场景(《果阿的渔夫》 [Fisherman in Goa],1985)和菲利波·德·皮西斯(Filippo de Pisis )的小资产阶级静物画(如《粉红色的裸体》[The Pink Nude],1931)为弗拉蒂诺的当代场景(例如2019年的作品《大都会》[Metropolitan])增添了细腻的历史维度,这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
每位艺术家都有影响自己的典范——那些有意或无意间让他们产生共鸣的艺术家。我们创造自己的传统,而非被传统所定义——这一观点是欧洲现代主义思想的核心。今天,人们很容易与现代主义为敌。 但事实是,欧洲现代主义,连同残酷的殖民现实,与在孟买、金斯顿、马尼拉或奥索博工作的艺术家所创造的的融合性、世界性的现代主义紧密关联,这些艺术家往往与欧洲的现代主义运动有着复杂的联系,被影响也同时被疏远着。 那么,约鲁巴大祭司Ṣàngódáre Gbádégeṣin Àjàlá 令人眼花缭乱的蜡染抽象作品(日期不详),或艺术家、威奇族手艺人克劳迪娅·阿拉孔(Claudia Alarcón)最新的的几何抽象作品,与那些限定了我们的视野、导致我们将其归类为“抽象”的欧洲现代主义历史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佩德罗萨巧妙地在展览的对话性原始文本中找到一座桥梁:诗人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的《食人宣言》(Manifesto Antropófago)。该宣言于 1928 年在圣保罗首次出版,提出了一种颇具争议的文化“食人”理论。 在这篇具有立体性冲击力的文字中,德·安德拉德敦促来自殖民地地区的艺术家不要只是简单地拒绝欧洲模式,也不要照搬,而是要重新消化,直到到达一种融合的、自主的和“食人”的文化:“来到这里的人不是十字军,他们是来自我们正在吞食的文明的逃亡者”,他用其特有的颠倒手法写道。
周二,一位女士在她母亲、菲律宾画家阿妮塔·马格塞塞-何(Anita Magsaysay-Ho)于1944年绘制的一幅朦胧如万花筒般的自画像前告诉我,“她搬过40次家。”这幅作品和众多其他画作以沙龙式的展览方式在中央展馆的夹层展出:这组展览名为“历史核心:肖像”,精彩而感人,包含了一百多幅二十世纪艺术家的历史肖像,他们大多来自被殖民的地区。“现在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看看这幅画。” 这位女士的母亲以动人的方式描绘了年轻时的自己在画架前清洁画笔的样子。 “对我们来说,我们有一位‘同时也画画‘的母亲——但事实上她是一位艺术家,不仅仅是一位母亲和妻子。” 就像这场精致的、跨历史的展览中的许多作品一样,马格塞塞-何的画作给人一种毫不费力的当代感。 它体现了艺术家在重新混合、再利用、重做以及——是的——吞食那些压迫、挫败但同样定义我们的传统方面的无限多样性。 每一个定义都是重新定义的机会。
译/ 张思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