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当我又一次站在中环毕打行门口，忍不住回想起十年前初次进入艺术圈的时候，第一次来巴塞尔艺术周，跟着一大群光鲜亮丽的艺术工作者排队进入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历史建筑，去“朝拜”散布于大楼各层的画廊。之所以说朝拜，是因为十年间，除了因为疫情不能旅行的几年，我每年都来参加这场声势浩大的艺术活动，每年都会在港岛街头走断腿。这种信念就像……两个月前，我在北京最冷的一天，顶着零下十九度的寒风，参加了白云观为时整整一个小时的祈福法会，只因为相信这样做可以保佑本命年犯太岁的我“一年顺遂平安”。

巴塞尔艺术周和玄学仪式：相同也不同。在前者中，支持你不惜物质和精神上双重疲劳仍要赶到现场的，不是“一年顺遂平安”这么具体的希望，而是某种更难以捕捉、更不明确的愿景。十年前沿着毕打行回旋的楼梯跟着人群鱼贯而下时，我深信自己正在融入一个蒸蒸日上的“集体”。在持续不断的午餐、晚宴和派对上，新生的身份认同迅速得到巩固，以致于你来不及去想这个集体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它在去往何方。我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怀旧。唯一还留在毕打行的高古轩正在展出萨拉·施（Sarah Sze）的新作，就像她层层覆盖的斑驳画面一样，过去的记忆总是会染上当下的颜色。回到现实，原来集中在毕打行的画廊有的已经关闭（比如Lehmann Maupin、Simon Lee），有的搬离了市中心（汉雅轩搬去了葵涌，Ben Brown Fine Arts搬去了黄竹坑）；继毕打行之后于2018年成为新的画廊聚集地的中环H Queen’s去年也失去了其主要的租户之一——豪瑟沃斯画廊（新址距H Queen’s仅五分钟步程，但位于商厦一楼，有着巨大的临街落地橱窗，此次艺术周期间展出了路易斯·布尔乔亚的若干雕塑及纸上作品）；十年前在中环有空间的马凌画廊搬到了湾仔坡巷里的独栋小楼，何子彦的个展“三界：怪物，鸦片，时间”用三组近作描述了古老的幽灵在亚洲如何反复重生，时间在这里又是如何被相对化。

“结构性的变化，”一个朋友说；“大环境不好，大家都没钱，”另一个朋友说。我不确定艺术圈的这些变化是否称得上是结构性的，也不是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者。至少表面上，今年的艺术周依然热闹。24号M+的欢迎派对上见到了许多已经从上海或北京搬到香港甚至欧洲的旧友；28号大馆的“艺术家之夜”也人满为患，据说中间还短暂地引发了火警警报。各种晚宴、酒会还在继续，只是陌生的面孔越来越多——“都是韩国藏家，”一个朋友说——新认识的人也很难聊到一拍即合。很明显，我曾经认同的那个“集体”已经无处可寻，这让我在香港的几天有一阵看什么都有种时空错位的感觉。大馆前艺术主管Tobias Berger负责的Serakai Studio于去年创刊的新杂志《Cong》（琮）将目光对准亚洲现代都市（尤其是东京、香港、曼谷）所孕育的城市文化，开篇的文章题目里就宣布“亚洲风在全球文化再创新主导地位”，但翻看关键词，从原宿到YMO到川久保玲、山本耀司，时间仿佛停在了2000年代的头十年。杂志最后关于“中环”的圆桌讨论邀请了开发商、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畅谈中环的历史和对中环未来的构想，但字里行间中也没有我怀念的艺术圈的立足之地。但这也可能只是我的多愁善感。

博览会不需要多愁善感。香港巴塞尔的总监乐思洋在新闻稿里强调对巴塞尔对“推动亚洲蓬勃艺术生态发展的深远承诺。”这番话不只是例行的宣传，今年的巴塞尔的确能看到不少积极变动。一些中国大陆地区的画廊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展位（比如上海的天线空间），越来越多的东南亚画廊出现在“亚洲视野”和“艺术探新”单元。在曼谷CityCity Gallery的展位上，多媒体艺术家Tanat Teeradakorn做了一台花花绿绿的纪念品贩卖车，售卖印有抗议运动口号和符号的T恤、帽子、雨伞等，推车里播放的录像把泰国传统舞蹈动作和经过艺术家重新编曲的抗议歌曲剪到一起。革命与消费，抵抗与臣服，还有什么比反讽更适合博览会。何恩怀在“艺聚空间”单元里展出的一组黄铜和铝制雕塑在灰色展台上闪耀着喧嚣的金光，仿佛一个由神奇生物组成的合唱团，而该作品被命名为“回归秩序”（ Return to Order），既是对现代主义形式理想的致敬与怀念，也是对其的解构与重塑。带来这组作品的香港本土画廊PHD Group在其位于铜锣湾某大厦顶楼的工业风空间里展出了日本艺术家笹岡由梨子（Sasaoka Yuriko）诡异又调皮的影像和声音装置，在同期开幕的展览里颇受好评。同时，该画廊的创始人Willem Molesworth和Ysabelle Cheung与The Shophouse画廊的Alex Chan联合创立的卫星博览会Supper Club从去年的艺穗会（Fringe Club）搬到了H Queen’s大楼里，空间更加规整，但整体布局还是保持了和去年一样不设独立展位、作品彼此交织的展览格式。回到会展中心这边，今年的Art Central邀请了策展人Aaditya Sathish策划表演单元，其主题“寻找奇迹” （In Search of the Miraculous）源自荷兰观念艺术家Bas Jan Ader在大西洋航海途中失踪前留下的最后影像：艺术家一个人乘坐小船漂浮于广阔的大海之中，无畏地朝向未知世界进发。表演单元选择的艺术家作品也都触及了类似的浪漫主义“孤独旅人”的形象，包括在珠江口找寻民间海盗故事的覃小诗，以及在数字虚空中用虚拟角色E-Ching漫游的傅秀璇。

而我的旅行也还在继续。位于前中区警署建筑群的大馆当代美术馆推出了梅芙·布伦南、阿莉恰·克瓦德和胡晓媛三位女性艺术家的个展。自从前年皮力接任大馆艺术主管以来，该机构的展览项目开始从时下最具热度的话题性群展以及明星艺术家（如皮皮洛蒂、村上隆）个展回撤，可以说更偏向历史梳理，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时空错位，尤其是预定于今年年底开幕的中国当代艺术群展，在如今日趋分裂的艺术圈和香港社会，会引发怎样的反响令人好奇。在这个意义上，M+的“毕加索──与亚洲对话”可以被视为弥合分裂的一次尝试，通过将毕加索原作与馆藏以及委任创作的亚洲艺术家的作品并置，展览试图营造一种平等对话的气氛，但以毕加索的创作和人生经历为主线组织章节，使得穿插其中的亚洲艺术家无论如何都显得更像“学徒”或“粉丝”（比如进门就看到曾梵志、严培明的毕加索肖像），也让那些被用来反思毕加索创作中的男性“凝视”的作品——如廖逸君试图扭转性别预设的摄影系列《实验性关系》——显得突兀。即便是接受委任创作的藤原西蒙和单慧乾也只是在风格和构图上重新演绎了毕加索的经典作品，与其说打破不如说巩固了那个将毕加索视为偶像大师的艺术史叙事。

不过，单慧乾同期在位于黄竹坑工业大厦里的刺点画廊的个展非常精彩。展览展出的两件影像近作《堡垒》（2024）和《我们的时光》（2024）通过高度哲学化又不失幽默的台词，艺术家一人分饰多角的出色表演，以及对当代媒体生产机制的敏锐戏仿，呈现了一个所有二元对立（身体与灵魂，自我与他者，现实与梦境，当然还有男性与女性）都被软化到最后坍塌的世界。尤其是在“科幻情境喜剧” 《我们的时光》里，时间摆脱了线性进程的束缚，世界末日也只是说书人（storyteller）嘴里另一个故事的开始，这让我在香港不断感觉到的时空错位变得合情合理了。但除了刺点画廊以外，我在黄竹坑的探索之旅并不算顺利。我的第一站选在之前听很多人说过但一直未能拜访的Current Plans，可惜这里正在为当天晚上来自杭州的艺术平台——“马丁·戈雅生意”的表演做准备，展览没有正常开放。之后在距黄竹坑十分钟车程的田湾看完Empty Gallery的Richard Hawkins个展，安全口画廊陈惠立个展和借用暂时空置的前马凌画廊空间的Mou Projects的香港艺术家陈沁昕（Tap Chan）个展，我又回到黄竹坑这边，在高架路两边折返着寻觅着，清单上增加了去年刚刚开业的画廊Podium（群展“余震”），以及朋友推荐的澳大利亚画廊COMA的临时空间（Mia Middleton），最后一站定在Sin Sin Arts（冯卷雪），但用手机导航费力找到以后，却发现这里同样大门紧锁。而此时我的双脚早已无法支撑我仅存的信念：越是想多去寻找些有趣的展览，在搜寻无果后感觉到的疲劳就越强烈。体力的透支让我在看到关闭的大门时，心里感受到的不是失望，而是释然。

在香港的几天，我一直在反复思考这场旅行的意义。与十年前相比，艺术行业和周围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似乎所有曾经成立的答案都不再成立。我的这种年复一年的行走和探索，都来自一种惯性，而非理性，最终留下的只有疲惫。ParaSite由向在荣策划的展览“快乐的方法不只一种”展出了作者Caio Yurgel的巴西葡文短篇小说《香港那霓虹做的夜》，其中，一位路人姑娘对书中的“我”说的话令我心有戚戚：“你看上去那么乐观的一个人，满口脏话，笑起来前仰后合，但是，你的书却那么绝望。”可是，绝望换个角度可能就是希望的开始，为什么不呢？就像单慧乾的情景喜剧里说书人说的：“结束确实存在，它紧接着开始，开始又紧接着结束，结束又紧接着开始……”

文／ 张思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