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去年10月在泰德伦敦举办的活动，可以说是今年泰德三年展的倒数第二个序曲，策展人Nicolas Bourriaud邀请Carsten Höller来进行一场关于旅行的讲座。Höller长期都是刚果音乐的粉丝，他讲述了去刚果的初次旅行以及他在那里发现的设计风格，食物和音乐。他播放了一些音乐录像，也告诉大伙，这并不是艺术家的一场演讲。这时，俄罗斯激进者Alexander Brener站了起来，吹了一个口哨，说自己要去那里进行避难，去发现令人痴狂的音乐。说着就和自己的伙伴来到了舞台前方，脱下了裤子，屁股对着观众，正面朝向了Bourriaud 和Höller，大声喊起来：“去他的泰德，去他的Serpentine!”太有60年代的范儿了，但还是出乎意料地令人震惊。
Höller捡起他的包，走了出去。Bourriaud看起来很迷惑。俄罗斯人依然没穿上裤子。观众恢复了意识：“让保安把他们带走。”“下台！”不，等等，这家伙其实没说错什么，只是说的不好听，这位白人艺术家以为他是谁呢—去刚果，去发现那里原始的乐趣和原始的音乐？“我要取消我的泰德会员资格！”观众争论起来，令人吃惊，主持人都没必要存在了。
后来，Höller被劝了回来，这里恢复了秩序。Bourriaud问了一些关于异国情调的问题，很礼貌，观众被激发了热情，争论起来，探讨以下这种情况是否可能：就是说只做一个旅行者，仅对一个国家的音乐感兴趣，而不必肩负责任去传播更广泛的地理政治图景。不过我很同情Höller，他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展现刚果的正面形象”，不过却因政治方面而大打折扣；他很欣赏“碎石路”，“蓝色的Primus啤酒广告，而刚果节奏的音乐对一个作品以科学理性而著称的艺术家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
在谈话中，Höller也提到了即将在伦敦登场的“Prada-刚果俱乐部”，这个称号让我觉得奇怪，真的要把品牌的名字放进去么？但是11月开幕的时候，那里则被称作“The Double俱乐部”。今年一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去了The Double俱乐部两次。里面的装修介于刚果风格和普通的西式风格之间。主区是一个巨大的仓库型空间，一边是刚果风格的简陋小屋，一边是霓虹点缀的区域。 蓝色Primus啤酒广告和令人迷幻的墙画装饰了墙面，一片名为蓝色的区域含有Krutikow’s Flying City Revolving的图像，Höller近期将这个俄罗斯乌托邦项目包括在古根海姆的“theanyspacewhatever”中。
餐厅在文化风格上依然不是很明晰。桌子要么是制作考究的西式，要么是廉价的塑料桌；墙面要么是狂野的刚果风格，要么是挂满艺术品，可能是从Prada收藏中选出来的一些。菜单要么是西式的（有点贵）要么是刚果的（便宜些，花生很多）。俱乐部的第三个主体部分是一个迪斯科厅。西方和刚果的音乐交替播放，不过我每次去的时候，播放的都是西方的舞曲。年轻人感觉并不过瘾。里面人都买了，外面还有一条长长的队伍在跟着晃动。后来我发现，厕所的设计完全是西式的，令人失望。
在刚刚过去的周二，Prada与Larry Gagosian举办了一个Prada-刚果艺术派对，活动究竟什么内容，谁会出现，并没什么悬念，跟在画廊举行的村上隆、塞拉和拖布雷的开幕展没什么两样。我本想放弃，但是还有任务，所以得熬着。小汉斯和一些伦敦的艺术商人在那里，还有模特，社交家，室内设计师，过期的摇滚明星，艺术家等等。客人的名单从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到芮妮•齐薇格。每个人都跟另个人眉来眼去的。但人群中有百分之九十我不认得。一个朋友在一个用过的信封的背面草草记下了不同模特的名字。
活动意在宣传The Double俱乐部的“艺术”，俱乐部已经开放了三个月，从我的角度而言，这是它要做的最后一件事了。Höller的实验已被Islington本地人和非洲黑手党殖民化了。即使预计中的文化冲突也从未发生过，作为一个餐厅/俱乐部而言，一切似乎是个很大的成功。而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它又击败了现已关门的赫斯特的Pharmacy和Jeppe Hein的Career酒吧。但它却引起了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将我们带回了10月份在泰德伦敦的讲座。那次讨论后不久，金萨莎发生了暴动，导致了大规模的难民危机，每月在刚果，有4万5千人死去（虽然俱乐部由Prada赞助，但一些获益将会用于刚果的慈善活动）。Höller的冒险和他之前的作品是一致的，提出的是文化冲突而非文化融合的体验。不过，活动被西方的著名时尚品牌赞助，又怎么可能将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呢？想到近来刚果的形势，The Double俱乐部，不也是虎视眈眈的一方么，不过起步有些晚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