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前言
策展研究小组亚际木刻图绘（Inter-Asia Woodcut Mapping）和沙巴艺术团体庞克摇滚舍（Pangrok Sulap）联合主办的“叙异记：亚际视野下的版画实践”展览于2025年7月15日在沙巴首府亚庇（Kota Kinabalu）开幕，由此展开了一场以版画为媒介和缘由的亚际交流。展览聚焦亚洲当代版画的最新实践，作品议题涵盖反军政、反新自由主义、反核、反战、农民及工人权益、移工、女性解放、性少数、环保等。策展视角并不以国族或民族主义为中心，而是重视跨东亚地域以及在地社区组织与赋权。展览汇聚了来自东亚与东南亚九个不同地区的十九组艺术团体与实践者。除展览外，主办方于7月16日至20日策划了座谈会、语境互探工作坊、田野参访与集体版画工作坊。活动参与者包括参展艺术团体与个人在内共计64人。[1]
本文将回顾以“叙异记”展览为契机开展的田野参访之旅，讨论版画实践所激发的自发性亚际共学与行动主义交流。7月16日至19日的三天时间里，我们从亚庇城内走入哥打京那巴鲁山周边的乡村，探访沙巴多元的社会与文化生态。三日的共学行动不仅加深了对在地经验的理解，也促成了参与小组与个人间密集而深度的跨地交流。
一、上山下地共学沙巴的本地语境与经验
我们此行深入沙巴艺术生态，了解艺术如何与本地社群产生具体连结的切口，首先是主办方之一庞克摇滚舍的社群经验和区域网络。在马来语里，小组名称中的Pangrok意为庞克摇滚（Punk Rock），而Sulap指小茅草屋。开幕后的欢迎仪式、语境互探工作坊与集体版画工作坊均在其驻地进行。在亚庇市里一栋建筑物内有一处社群艺术综合体。二楼为Ruang Tamu Ekosistem，这是庞克摇滚舍的小卖部、唱片店、书店与咖啡馆，小卖部也寄售其他创作者的作品。三楼则是工作室与活动室。
庞克摇滚舍本身即体现了一种创建社群与回应在地的方式。在研讨会上，小组成员Adi提到“艺术-人-基础设施”（Art-People-Infrastructure）的行动框架，进行低成本、低门槛，同时惠及社群的艺术实践，并将“关系”置于核心——如Adi所说，“先成为朋友，再一起做艺术。”关于基础设施的愿景，庞克摇滚舍希望可以“创建跨越边界，走入乡村，让人们感受到安全与被欢迎的空间。”
“解释什么是共同体很难，比阅读更容易的，是去经历它”，由着Adi的这个思路，三日共学之旅随即展开。第一日，我们自亚庇出发，沿途穿过沙巴州北部的斗亚兰县（Tuaran），向着当地人称为“神山”的哥打京那巴鲁山（Mount Kinabalu）前进。我们首先拜访的是Projek Padi，斗亚兰县的一个稻米与文化复兴计划（padi在马来语里意为“米”）。在负责人Chip和当地居民的带领下，我们体验了传统稻米加工的部分工序：光脚脱壳、协作碾米、在劳作歌谣伴奏下练习分离稻米。一行人与各自之前所了解的稻作经验相对照。
作为一个传承和复兴水稻种植传统的草根计划，Projek Padi希望帮助农民采用基于在地知识的更为可持续的水稻种植法，摆脱对工业农用化学品的依赖，并通过公平贸易销售手工（有机）稻米。当地稻米企业也可以由此提高对土地责任感，开拓农业旅游的机遇。体验劳作之后，我们品尝了村民准备的食物，与此同时，一些村民开始演奏gong这一传统敲击乐器，一些村民则开始舞蹈。受到感染，我们也加入其中。
饱餐后，我们告别Projek Padi，继续向神山的方向前进。雨后阴云缭绕，神山山头仿佛裹了一圈奶盖。车行至半山腰时，Lightup Borneo的负责人Mr. Ong和志愿者们在帐篷旁向我们招手。Lightup Borneo是成立于2011年的草根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微型水力为沙巴、砂拉越（东马）和一些西马离网村庄提供可持续电力。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Krystie曾是该项目志愿者。Mr. Ong介绍了他们的水力发电设备与合作经验，例如庞克摇滚舍曾为其印制版画T恤，售卖所得收益反哺志愿者社群。
Lightup Borneo直面的是东马许多村庄长期存在的硬件贫困问题。由于当地政府的不作为与贪污，通电这样的基础诉求依靠着像Lightup Borneo这样的草根组织的推动，这对成长在国家主导模式下的我来说很难想象。同时，Lightup Borneo作为基层组织的行动力和协调力也让我十分感慨。他们强调可持续性、自力更生和社区赋权，倡导以本土材料和方式建设与维护电力，以减少对昂贵且污染严重的柴油发电机的依赖，甚至让村民亲自参与。
次日早晨参加完昆达山战争纪念园活动后，我们来到香料种植工坊DumoWongi（马来语意为“香气宜人”）。创立于2019年，DumoWongi是一个生产和售卖草本产品的社会企业。[3] 创始人Irene Mositol希望提升粮食安全，促进可持续农业，同时为本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额外收入，尤其是女性。我们一部分人随向导上山观察种植田，一部分人在植物小园里品尝各类草本植物。印象深刻的是，最后在种植园商店采购时，伙伴们自嘲自己“城市人”的行为。我想我们接纳这种自嘲，也是接纳自然与景点，日常与行程之间难解的张力。
第二天的最后一程，我们来到塔加尔卢安蒂（Tagal Luanti）体验鱼疗。这是兰瑙县的一处生态旅游景点，以其“塔加尔”系统而闻名。“塔加尔”在当地方言中意为“禁止捕鱼”，是一种保护河流生态系统的传统方式。当游客将脚浸入莫罗利河（Moroli River）中， Pelian fish[2]便会轻咬去除角质。我们了解到这条河曾经生态恶劣，是由一位村民清理多年后鱼才回流。而后这些Pelian fish由当地村民专门训练，鱼疗也成为当地的一项可持续旅游项目，既保护了鱼类种群，又为当地社区创造收入，例如景区门票收入会支持一些孩童在城市接受教育。
在三日的田野之旅中，我们看到了不同形态的本地组织，包括草根企划Projek Padi，草根非政府组织Lightup Borneo，社会企业Dumowongi，以及地方生态保护项目塔加尔卢安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尝试理解沙巴本地丰富多样的社会文化情景，也看到在地计划、NGO、社会企业与基层项目和体制之间合作、共生、平行的多元关系。[4]
二、在地共学中，如何跨地交流？
这三日高强度的在地共学旅程，也促成了许多密集的跨地交流。其中让我特别感慨的，是第二日清晨由A3BC主持的昆达山战争纪念园分享与谈话。
昆达山纪念园坐落在神山脚下，1950年代后期由沙巴当地人资助建造，以纪念“在战争期间为婆罗洲奉献生命的各族男女士兵”，尤其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马来亚时（1941-1945年），在山打根至兰瑙的“死亡行军”中丧生的澳大利亚与英国战俘，以及不惜生死帮助战俘的北婆罗洲人民。[5]纪念堂入口，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马来西亚与沙巴州的旗帜飘扬。穿过主道和各式花园——澳大利亚花园、英国花园、婆罗洲花园、沉思花园，再次可见悬挂的澳英两国国旗。纪念园的文字展板上，陈列着一系列来自澳英官方的表彰。尽管园区旨在纪念各族群体，在我看来，仍难逃以国家为主体的叙事。
我们走过园区的各个花园，经过刻有“死亡行军”中遇难士兵与平民名字的碑石，来到一块面向山谷的平台。神山风急促云绕，稍作休息后，A3BC的成员开始了他们的分享。策展人江上贤一郎首先说明了想要在此地做分享的缘由，而后成员们先后陈述了他们对于知晓历史，重现历史的看法。
“在我的成长教育中，关于日本战争与殖民行为的内容相对缺失。现在我希望能够多多学习和了解。”
“...我们不想听到‘it’s ok’，因为’it’s not ok’。“
...
语谈间，A3BC的成员们啜泣，环绕平台而坐的听众们也眼中含泪。我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我理解A3BC在这个议题上的主动介入，同时我也感慨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以及这个讲述过程中显露的那种左翼特有的负罪感。
在学校教育与大众文化中浸淫于各种日本侵华历史故事的我，对任何民族主义框架下的“是非对错”的讨论与“铭记历史”的说法保持着一些距离。中国日益增长的国族主义情绪也让我对“中国人” 这个身份的强化有更多思考与谨慎。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方式，也可以是更加个体化的。我联想到前日晚餐时听到的A3BC成员与一位中国小伙伴的对话。小伙伴提到ta的家乡曾被日本殖民四十年。对方听后默然点头。受困于身份政治的我，始终不够清楚如何处理这样的场景：战争和殖民的历史必然需要被讲述，但是要对谁讲述？谁来讲述？如何讲述？
就A3BC成员的分享，来自不同语境和身份的参与者各有回应。庞克摇滚舍的Adi强调团结（solidarity）以及向前看（forward）；策展人李俊峰回溯了香港殖民历史，以及在中央政府加强控制的背景下去反思这段殖民历史的难处；菲律宾小组成员补充了日本在菲律宾的殖民历史细节。总结时，江上贤一郎提醒我们关注历史的多重缠绕——如日本侵略与英殖婆罗洲的交互性。对这种复杂性的体认，在转型正义与记忆正义之路上非常重要。
而后在与江上贤一郎的交流里，他也提到讲述历史应聚焦人民的历史（people’s history），而非国族（nation state）的历史——这种态度十足珍贵。然而跳脱国族叙事谈论战争相关的历史并不容易。A3BC的分享让我在如何再讲述历史，处理身份政治张力上获得更多信心。
昆达山纪念园里的交流充分体现了在地性与跨地性的交互。我们一行人在沙巴了解当地历史，此为在地；而通过交流理解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困境与视角，此为跨地。
三、亚际交流的自发性及其意义
此前，“亚际木刻图绘”在吉隆坡、香港与东京已有三次从木刻出发的亚洲跨地域策展实践。[6] 虽然这三次实践均保持了与大学、艺术空间、艺术发展局等机构的合作，但在参与社群、组织形式与活动气质方面，仍保留高度的自发和草根性。
此次沙巴展览和共学旅程中，这种自发性最明显地表现在身体和情感的联结上。因为参与者众多，英文虽为通用语言，但并非是每个人最舒适的语言。然而，通过一周的布展、开幕及旅程期间的密集相处，语言的共通不再是交流的核心，身体与情感先行串联。由于没有机构主导，此次活动的参与者与组织者对于活动效用保持更开放的态度。同时，活动并非由单一国家或地区主导，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去中心化，突破固定国族与语言边界，创造了珍贵的跨地交流场景。作为关注中国艺术独立个体与自组织的研究者，此行也让我切实感受到了不同地区的自组织的方法与活力。
自发性的亚际交流活动气质也体现在对关怀（care）原则的重视上。策展团队在参与手册中强调相互尊重，反对任何基于性别、性取向、年龄、种族、国籍或任何弱势层面上的歧视。在A3BC主导的昆达山战争纪念园分享中，策展人Krystie 也在关照参与者的情绪后，适时提出让参与者们拥抱每一位A3BC成员。
这种重视情感与关照的自发性亚际交流充分调动了草根的力量。自组织的活力在最后一场集体版画工作坊中得到充分的显现——在版画印制之余，参与者们随舞即舞，随歌即歌。庞克摇滚舍工作室里迸发出的能量、孩童般的兴致与版画“大笨蛋”们自娱自乐的精神，让人尤为感动。[7]
结语：看到彼此，再回到各自的现场
“叙异记”从对“异”的体认出发，追求的“同”并非一致，而是愿意相互理解那些错综复杂、甚至尴尬的历史，并在其中寻找共生的希望。了解亚洲复杂缠绕的历史所生成的当下，使我们更清晰地看见彼此的处境与风险，包括各自在转型正义与记忆正义中面临的挑战与顾虑。“不同语境之间的屏障和界线（border）可见又不可见。”[8]既是地理上的边境、行政或结构层面上的界限，也是意识形态、历史包袱、语言媒介与身份政治上的区隔。
“叙异记”的可贵之处在于，组织者和参与者在“看见彼此”的过程中下了足够的功夫。在展览导览之外，语境互探工作坊让参与者实际了解各个语境下的多重困境：东南亚语境下突出的贪污、军事化、外劳与劳动剥削、土地与森林的剥削、城乡差距、传统知识与文化的消逝以及种族分离问题；东亚语境下的威权政治、民族与排外主义和极右翼兴起；以及跨语境的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挑战、殖民历史遗留问题、性别矛盾、经济与民生问题、审查与公民空间的收缩。
在工作坊中，参与者不仅讲述各自遇到的问题与挑战，也分享应对的“可能性”。思路包括：提高问题意识、重塑身份认同、探索替代性生活方式、面对真实的人群与土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扎根社群、教学、建立艺术家与行动者和NGO之间的合作。一些参与者也提出，在危机四伏的当下，生存、保持自我和自给自足，本身已是一种应对。李俊峰的分享展示了自2008年以来的反全球化运动，包括2008年日本的反G8集会、2011年的东亚反核运动，2012年的东亚诸众峰会、2016年的“No limit 东京自治区”与2019年“航向金门——和平之海国际和平营”，都是逐步催生替代性实践、建立社群基础设施与韧性的案例。
当然，左翼的希望、赋能与解放性的叙事，并不能完全消解诸多现实困顿——签证政策所限制的流动性、地缘政治张力、身份政治、语言与社群内部张力。近年来全球右翼保守力量、民族主义与极权趋势，也加剧了公民社会内部与跨文化交流与行动的难度。泛行动者们仍需思考：“如何在自己可承受的范围内，用自身力量持续建造这个社群？”[9]
”叙异记“之后，或许不会立即展开更大规模的实践与行动，但此行将催生不同零星集体与个体间互访，继而是更多自发性的、去中心化的版画、出版和多样的现场（展览、研讨会、田野、参访、旅行、相聚等）。
在沙巴旅程中，我在成都的父母不时给我发来有关跳岛与潜水的社媒攻略，问我沙巴的海与日落如何。我告诉他们，我只看到“山”那一面的沙巴。其实三日上山下地路途上瞭望到的神山样貌，与川西高原非常类似。这种在远方看到近处的体验提醒和启发了我：沙巴之行带来的视角和能量，将伴随我回到自己的现场。
注：
1. 展览具体内容可参考本文作者另一篇文章，《刻印亚洲：“叙异记”中的版画实践与艺术行动》，博物之岛，museums.moc.gov.tw/
2. 根据“叙异记”活动手册上的介绍，DumoWongi成立至今，培养和赋能了超过30位女性成为草本种植人。Irene Mositol创办企业的初衷即是通过生产无农药产品来赋能她所在的社群。Irene Mositol对于联合国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很感兴趣，并致力于通过该项目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有关零饥饿、性别平等、和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目标。
3. 一种当地的鲤科鱼类。
4. 在整个参访过程中，还有非常特别的一站——位于沙巴大学附近靠海村庄的替代学校 Sekolah Alternatif Teluk Layang，面向“无国籍儿童”设立。作者因个人原因未能到访，但这所学校的成立缘由以及背后有关海上民族巴瑶族的故事值得了解。推荐阅读：luminous-mapusaurus-1aa.notion.site/
5. 1941年，日本对英国殖民下的马来亚（包括现在的马来半岛、新加坡、砂拉越与沙巴）发动侵略。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战俘被日本军队关押在山打根。1945年，因为日本担心盟军入侵东婆罗洲，强迫1066名幸存的战俘进行了几次徒劳的行军，向西迁移了265公里。行军路途上食品补给与医疗条件极差，落后或跟不上队伍的人会被用步枪托打，无法继续行走的人被射杀、刺刀刺死、斩首，或是丢在路边任其自生自灭。有超过1000名战俘在行军途中或在兰瑙营地死亡。只有六名饥饿而憔悴的战俘成功逃脱并幸存。
6. 分别是2020年在吉隆坡的《雕刻现实：东亚当代木刻实践交流》(Carving Reality: Woodcut Exchange Exhibition from East Asia), 2022年在香港举办的展览《普遍与特殊：亚洲木刻群像》（Universality & Particularity: Woodcut Portraits in Asia），与2023年在东京艺术大学举办的展览《解/拆边界：亚洲木刻版画实践》(De-bordering: Woodcut Printmaking Practices in Inter-Asian Context）。
7. “大笨蛋”的概念来自于松本哉《世界大笨蛋反叛指南》，日语是間抜け（manuke），意象为日本落语中一无是处又总愣头愣脑的男人。松本哉在书里所描述的“大笨蛋”是不按照资本主义逻辑行动，拒绝拥抱主流生活，寻求替代性生活方式的人。
8. 引用自“Why Narrating Localities”（李俊峰在“叙异记”展览研讨会上的分享幻灯片）。
9. 同上。
文／ 刘若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