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上周五,Pinchuk艺术中心发布了《安魂曲》,展出的是达明•赫斯特近期的部分作品,大部分都来自私人收藏。经过一年的策划和九个星期的布展(就在开幕前的最后一个小时,助手们还在忙着给一个巨大的烟灰缸喷发胶),展览使得赫斯特和收藏家Victor Pinchuk的友谊和创意性合作达到了顶点。神采奕奕的Pinchuk欢迎着艺术家、石油大亨和其他有闲客人们入场。整个晚上,这里唯一的楼梯大约接纳了两千名观众,其中有策展人小汉斯,Norman Rosenthal, Suzanne Pagé, 艺术家Michael Craig-Martin, 赫斯特伦敦的代理人Jay Jopling。另一位代理人高古轩则缺席(“他感冒头疼,我猜。”一个艺术顾问说)。
如果说,艺术家去年九月的苏富比拍卖,意味着演绎了艺术界的内部运作规则,那么,《安魂曲》则进行了一番微妙的修正,模糊了一本正经和冷嘲热讽之间的界限。开幕式的活动中,有小孩在木偶剧院表演圣歌,而第二天赫斯特和Pinchuk在户外举行的“自己动手 进行彩绘”的活动,则又让人大跌眼镜。
新闻稿中,展览多少被定义为回顾展,但大多数作品实际上是新作,很多是第一次展出,也可能是在基辅最后的展出。开场作品是《一千年》,这件从1990年开始创作的作品,是一个一分为二的玻璃大箱,里面是锡锅装的糖,一个粘捕式灭飞虫灯,一只牛头,渗出了一滩血。两个玻璃箱底层遍布着死苍蝇,少数几只还能飞的,扑扑地飞着,撞向了玻璃。
四层是圣巴托罗缨的塑像,懈松的皮肤耷拉到胳膊上,好像在入口处指挥着那些装置一样,玻璃橱窗,蝴蝶系列,描绘赫斯特儿子诞生的一些人物画。《一个孩子的梦》(A Child’s Dream)来自去年九月的拍卖会,缩在了五层的角落里,在“槽”中,赫斯特将他的《被否定的死亡》和《被解释的死亡》一分为二,一只鲨鱼被分两半,在两个槽中,鲨鱼被划得很开,这样观众就可以详细看到动物的内部构造了。
六层的SkyArt咖啡,乌克兰艺术明星(Pinchuk艺术中心的常客)Ilya Chichkan, Masha Shubina, Zhanna Kadyrova和 Sergey Bratkov给了服务生小费,要不他们给的香槟太少了,就那么一丁点儿。策展人Daniel Birnbaum 和Francesco Bonami“一分钟前”还在那儿,还有Andreas Gursky, 自从他去年在这里举办了展览后,已经在基辅发展了一些追随者了。
不久后,客人们来到了在基辅木偶剧院举办的晚宴,主办者用了好几个扩音器,才把大伙引到了正确的地点。但是大伙还是不太愿意坐下,人们挤在过道上,想看看Pinchuk会选哪排坐下。后来,这位收藏家在中间选了一个很友好的位置,坐在昆斯和乌克兰年轻的Chichkan中间。
Pinchuk艺术中心曾举行过保罗•麦卡尼和Kraftwerk乐队的演唱会,盛传乔治•迈克尔将来演出,或者可能是流行乐队the Hours,人们看见他们曾在顶层酒吧附近溜达过,但最终,观众还是大失所望,不得不回到座位上。第一对表演的是Gurfinkel组合一对年轻的双胞胎,穿着肥大的衣服,上下窜来窜去。接着是个八岁的小姑娘,穿着粉色裙子,演唱《圣母颂》,虽然年纪小小,但从表情和姿态上可以看出,小朋友可是个舞台老手了。
不久后,身着白色和金色长裙的合唱团上台,表演莫扎特的《安魂曲》,这也是今晚最后的演出。背后是一个录像投影,Pinchuk发起的慈善活动《希望摇篮》,该活动近期因为赫斯特捐赠的一副画作而被宣传起来。通过一些电脑动画,赫斯特的窟窿化成了婴儿,伸出他们的四肢。尽管这番对艺术家作品的演绎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但是还是令观众无语了一阵。
最终,人群渐渐散了,有去吃饭的,有跳舞的,有离开的了。泰德馆长Nicholas Serota, 高古轩的Victoria Gelfand, Stedelijk博物馆馆长Gijs van Tuyl都在舞池边上,一只流行乐队,带着乌克兰民间调调,翻唱着《加州旅馆》这样的歌曲。Bianca Jagger和昆斯以及GCCC创办人Dasha Zhukova友好聊天。观众对丹尼尔•克雷格拭目以待,想看看他是否也要大显身手,他的到来引起一阵轰动,大家纷纷呼叫:“邦德,詹姆斯•邦德来了!”
正式的afterparty完事了,先是Buddha酒吧,Decadance, 然后是Premiere Palace Casino,赫斯特带头,然后是Jopling, 经纪人Harry Blaine, 艺术家Mat Collishaw以及策展人Mollie Dent-Brocklehurst,付了他们的门票钱500美元,没钱的就等在酒吧外。对大多数来说,进门过程花费的时间比在桌边还要长。一个伦敦的艺术经纪人五分钟后回来了,将手里那堆明显减少的筹码给了他的艺术家们,说:“你们可以进去试试看,但唯一能赢钱的,就是Jay 和达明。“他停了停,说:“那儿也没什么令人惊奇的。”
文/ Kate S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