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可能因为丹尼尔•毕尔包姆（Daniel Birnbaum）的威尼斯双年展迫在眉睫，他在宣言《年代表》（Chronology）里精辟的开场白（借用博尔赫斯的话）似乎在周末上海画廊的开幕展上萦绕不去：“我希望永远地回到永恒的回归。”（I tend to return—eternally—to the Eternal Return）2009年春末，对于接受了教训但不致人心动摇的中国艺术圈来说，杨福东在证大MoMA的新作展（如果你觉得似曾相识的话……）似乎是个聚会的好理由。“后感性”一帮从北京乘飞机南下；中国美院（杨福东的母校）刚刚离校的毕业生和年轻的教职员从杭州坐火车赶来；香港艺博会结束后没有及时撤离的残留人员（包括我）从珠江三角洲北上聚到长江三角洲。这些往来赶场和接下来的交流互动里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可言，而这正是重点所在。
周末活动以星期六晚上香格纳画廊开幕的展览“黑板”拉开序幕。杭州艺术家陈晓云（他的职业生涯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和杨福东的创作历程互成镜像，从杭州校外合租的学生公寓到他们纽约代理画廊的地址，Christian Haye的The Project和Marian Goodman分别位于五十七大街的两边）组织了这次振奋人心的活动，旨在创造一种“大家一起来”的团结气氛：将相同的黑板加上三百元人民币的创作费分发给三十多名艺术家——如此做法放到伦敦绝对行不通，但在上海仍然吃得开。展览概念可能有些幼稚，但对于长期关注后感性一代（杨福东当然也是其中一员）的人来说——今年又是99年地下室展览举办十周年——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看到老前辈和新信徒各自最好和最坏的自己。
艺术家陈文波在胡锦涛上台后不久从原来层次丰富的装置创作转向CD和车钥匙的喷枪画，他交出的作品是四个金色的楷书繁体字：一单生意，策展人付晓冬把这块黑板高高地挂在一扇拱门上方，就好像某家唐人街餐馆祈求生意兴隆的牌匾。刘韡不出意料剪裁出一个模型阵，看上去多少有点儿像《爱它，咬它》里的猪皮城市，并预先把它装在一个木箱里的泡沫层里。储云非常“概念化”地把原来的黑板扔了，找来一块稍小的黑板替代。学者型艺术家邱志杰把他的黑板送给两个农贸市场，一所体校以及一个警察局分别使用几个星期，并将每次使用后黑板上留下的印记拍照，最后把照片贴在黑板上展览，旁边还加上了一段文字解释，以防有人看不懂这个已经非常说教的展示品。也许陆春生的黑板为第二天的活动做了最好的酝酿准备——黑板上，一行依稀可辨的粉笔字这样写道：“刚开始学习文艺的年青人都爱说自己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我在机场通过检疫隔离带，半夜回到宾馆，然后逶迤去了臭豆腐一条街上的一家夜宵馆子见通常的那帮人。杭州帮已经去别地儿了，只剩卢杰和施勇俩在那儿给中国观念艺术教父吴山专的胡须清理啤酒沫子，后者正口齿不清地论证一个已经论证过无数遍的话题：为什么杭州的中国美院（基本上是当时在座所有人的母校）是全中国最好的。地头蛇徐震笑了，接着给出他“我从来没上过真正的美院”的标准回答。我刚到没多久就起身离开，路上看到一个戴高筒帽的厨师，他正懒洋洋地坐在一辆摩托车上，玩弄女朋友的头发，怎么看都像刚从杨福东的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
第二天下午，我跳上出租车，直奔浦东新区大拇指广场上的证大MoMA。证大MoMA位于商业街的二楼，在一家棒约翰和一座天主教教堂中间。（驻中国的外籍银行家把这块地方叫“浦-泽西。”）进入展厅，所有周遭背景都悄然褪去，眼前的这场展览在观众进场之初便气势磅礴地宣布了自己的重要。九个屏幕同时播放九部两到三分钟的黑白短片，画面美得触目，毫厘不差地印证了我们对创作者的预期：一座殖民时期风格的大楼里，令人难以捉摸的打斗场面；向日葵花地里，一名男子带着一名女子约会；人们匆匆忙忙地从一辆老式汽车里跑出来。
但杨福东把他的杨氏风格往前推进了一步，将每个场景里的九个或十个镜头串在一起，这样一来，看上去是循环播放的东西实际上是一连串基本雷同的不同版本。当然，它也仍然是个循环。九个放映机上放映的片段加在一起有180分钟——完全超出了所有人都在催他拍的故事片所需的长度。听说策展人长谷川祐子和张亚璇在早一点的研讨会上大谈九个35毫米放映机同时播放的冲击力，结果却败坏了后感性一代宣言文章之一的题目，“重要的不是现场。”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时间被创造性地颠覆，风格硬化成常规，然后被提升进入感性。
楼下俯瞰商业街的天台上，有人在讲话，有人在哄小孩儿，有人在想方设法地避免尴尬的谈话，用的永远是这个一次性，让人无法反驳借口：“我得先看了展览再说。”展厅里的人抱着画册，攥着餐券，第一站先奔美术馆馆长的俱乐部用餐，接着到法租界的一处屋顶上喝酒，最后再去前一晚的夜宵一条街。几年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也许将来一段时间还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