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葡萄牙最大的当代艺术展——第一届葡萄牙国际艺术双年展（Portugal Arte biennial）上周开幕了，给当地的艺术界带来了无比的震撼。葡萄牙这个国家的人口也就比纽约多一点点，人们好像都认识一样，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给他们带来震撼的是什么。里斯本美术馆的馆长Luis Silvia说：“双年展在社区举行，我们感到有点措手不及，好像一个刚刚着陆的不明飞行物，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周四晚上，凉风习习，我飞到了这里，直奔美术馆。而欧洲的其他地方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美术馆的正门富丽堂皇，曾经是BES银行的办公区。灰白色的展厅内空空如也，只有艺术家Stefan Brüggemann设计的1200个《展览标题》（Show Titles）。Silva解释道：“我们没有从一个外部的角度，以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美术馆这个机构，而是通过进入美术馆的内部来审视美术馆的活动”。Silva的同事Mourão说：“如何以一种学理的态度对待这个体制？我们这里人才济济，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上楼之后，穿过了那些乱糟糟的房间我们来到了Pedro Barateiro的工作室。他向我们展示了他将要在巴塞尔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计划，在这次展览之后，他还要在当地美术馆楼下展出。他告诉我们他希望“艺术葡萄牙”能够选中他的作品，放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而策展人说：“我们不知道原来你也参加了双年展！”晚上我们来到了当地的饭店Forninho Saloio，吃了血肠、牛排，喝着葡萄清酒，而Barateiro则跑来跑去，在午夜之前和那些运输卡车接头。
第二天，艺术葡萄牙媒体午宴在Foundação EDP的电子博物馆举办，这里以前是电力公司的总部。我们处在Belém区，这也是很多葡萄牙探险家（如达伽马）环球之旅的起点。葡萄牙与美洲隔海相望，而参加这次展览的一百多位艺术家就是来自于大西洋的彼岸，其中，古巴以外的最大规模的古巴艺术家联展也在这里举办。这次活动是由实业家Miguel Carvalho和策展人Stefan Simchowitz联合组织的。艺术葡萄牙占据了1998年世博会的葡萄牙馆，而且还在里斯本和葡萄牙的其他地方安装了实地装置作品。Carvalho说：“这是一次公共性的活动”。因此我们需要将展览延伸到当地的艺术界之外，举办一次大型的展览。“我们也曾抱着很大的理想，但是尝试了多次都以失败告终，所以我打算更实际一些，将展览地点集中在这里。”
我参观的第一个开幕是布鲁克林艺术家团体“Faile”在Praça酒店附近创作的《殿堂》（Temple）。这个娇气的作品采用陶瓷制成，模仿了文艺复兴时期罗比亚（Luca Della Robbia）的浮雕，因此与周围的环境结合得可谓天衣无缝。在那边山脚处，Rossio广场正在举行Sterling Ruby的极少主义雕塑展览《Grid Ripper》，里斯本的居民还真会利用艺术，他们将青铜雕塑当成了凳子（星期天的时候，有些兴奋的游客一不小心弄坏了《殿堂》里那位马神的潜水通气管，所以工作人员不得不把这个作品锁起来。当天，我还看见有一些孩子在爸爸的帮助下对Martha Friedman的用橡胶鸡蛋垒成的作品《摆放》发起了“猛攻”）。
周五晚上，在葡萄牙馆举行了“艺术葡萄牙”的开幕式。我见到的头一个作品就是Yoan Capote雷人的《压力》（Stress），这简直是个视觉玩笑——一个用水泥砖砌成的柱子，砖与砖之间的结合处是一排排的铜牙，这和广场上由建筑师Alvaro Siza设计的天蓬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6个展览都是由美国人策划的，他们是Garth Weiser、Johannes Van Der Beek、 Dan Nadel、 Fred Hoffmann和Paul Young，只有古巴的展览《意外的发现》（Serendipity）是个例外。到了中午，我已经分不清哪个作品属于哪个展览了，整个展场成了一个整体，而且大多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波普气息。后来，遇见了巴黎东京宫（Palais de Tokyo）的馆长Marc-Olivier Wahler，他说：“真是令人耳目一新呀，到处都是惊奇，而在大多数双年展上，看到的都是那些熟悉的面孔。”我来到院里的接待处，看到里斯本市长António Costa也在人群之中，另外古巴艺术家（Reynier Leyva Novo、 Duvier del Dago、 Rodolfo Peraza、 José Emilio Fuentes Fonseca [JEFF]、 Paulo Brighenti和Hugo Canoilas）聚在一个角落里面带喜色地聊天。我问罗马Depart基金会的主席Pierpaolo Barzan他对这个展览有什么感觉，他说：“上周我看了《更大的纽约》那个展览，不错，新人和新作的数量都超过了以往。”
那天晚上在Cervejaria Ramiro举办的晚宴极为热闹。那些友好的服务生热情洋溢，但实在太忙了，有点力不从心。因此Simchowitz也加入了他们，给我们上了各种各样的虾。艺术家Devon Costello绕着几张桌子来回乱窜，交易人Andreas Melas要了一瓶伏特加。本来服务生说他们一般不卖酒，但转眼间伏特加就冒出来了。吃得我牙都酸了，艺术家Michael Phelan递给我一片治牙疼的止疼片。后来一切都陷入了混乱。
一般来这里旅游的人都会到Sintra或者Algarve转转，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们直接南下，来到了Grandola镇，这个地方也叫“自由之都”，因为1974年反对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革命就从这里爆发。小国家，小镇子，好像是美国的西部牧场，只不过这里的人们不戴牛仔帽，而是戴着整洁的驾驶头盔。我们在主街的Talha de Azeite用过午餐之后（这家饭店用野猪头作为装饰），穿过了宁静的广场来到了公共图书馆参加那个古巴艺术家联展《意外的发现》第二部分的开幕。市长，革命英雄Carlos Beato做了一次感人的演讲，大谈自由和个性表达的重要性，顿时，人群中的政治气氛浓了起来。Barzan说：“我能想象得出他站在坦克上的样子。”
去往Troia港的道路有些寂寞，要穿过一片绿色的田野，到处散布着松林和矮小的沙丘。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了醒目的展览招牌“《布告板项目》（Billboard Project）”，这个展览的策展人是LAXART的Lauri Firstenberg 和Cesar Garcia。Carvalho提醒道，我们刚刚经过了继南非和加利福尼亚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海滩，革命者也正是在这片海滩上播撒了愤怒的种子。这个装置展览位于15层的Troia精品酒店内，作品包括Duvier del Dago的蓝光装置《智慧、守卫和安全》（Intelligence, Defense and Security）。与这件作品并排放着的另一件作品由导弹和鲨鱼标本构成。看完展览之后我们来到了Carvalho的乡间别墅品尝那里的烧烤。一路上我们还投票讨论是否要在海滩停留一下，突然，有人“砰”的一声打开了一瓶香槟酒，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湿透了的艺术家Phelan还有他后面的出版人Robert Norton。
我们回到庄园之后，Phelan迫不及待地跳入泳池，而我们则惬意地享用起了当地的塞图巴尔葡萄酒，听着旁边的男声五重奏乐队的清唱。烤猪肉和西瓜端上了餐桌，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围坐桌前开始享用。由于人太多，我们时而能听到木头条凳发出的“咔嚓”声。最后一个人刚坐下，António Zambujo就动情地唱起了葡萄牙的法朵（fado）民谣，我们没几个人能听懂，就暂且理解成是送别“艺术葡萄牙”吧！正像这个国家水手的生活那样，在家的美好时光总是很短暂。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