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上周的一个午后，在光州双年展展厅一层的咖啡厅里有一个人，极尽宣传之能事，他拿着一份早报，向来这里喝咖啡的人展示前一天晚上艺术光州博览会的开幕：“我的照片上报纸了，”（“I am PHOTO in NEWSPAPER”看来此人的英语还有待提高）他向看见的所有人重复着同样一句话，也不管人家是感兴趣还是出于基本的礼节。David Weiss对着那张皱皱巴巴的报纸礼貌地点点头，然后转过头去跟熟人解释，说昨天晚上由于台风，他们转接的班机被取消了，他们五个人从首尔过来与其坐火车还不如打车合算。Mera Rubell回答道：“‘我的照片上报纸了’，不错，亲爱的”，但是却继续忙活自己的事儿：她的家族打算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一家新的博物馆，此时她一边说话一边继续起草方案。这人还在念叨着：“我的照片上报纸了！！”，每个媒体旅行团的成员、每个策展实习生、每个当代的名流都能听见他的这句“咒语”，其实人家本来是在看过了楼上的四个展厅之后拖着疲惫的身躯来此歇歇脚而已。在那些展厅里陈列着9000件形态各异的艺术品，此时，距离开幕致辞只有两个小时了。
诚然，这样的小插曲在艺术界见惯不怪了（白南准中心前首席策展人Tobias Berger解释说：“首尔的所有开幕式都少不了他”），但是本届双年展的目的十分明显，用艺术总监Massimiliano Gioni的话来说，这次双年展体现了我们“一种对于图像创造的冲动，我们希望利用这些图像紧紧抓住我们行将失去的东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姑且把此人的举动当作Tino Sehgal式的行为表演吧。不难看出，这次双年展包含了图像中的人物，包含了拟人的图像，包含了“许多双眼睛和许多副面孔”（Gioni语），更重要的是包含了大量的多种图片的集合体——有用户生成的图像（这里重新展出了Franco Vaccari在1972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的照相贴纸机，但是具有地缘政治讽刺意味的是，最初生产这些机器的公司已经被光州的一家公司所收购）、找来的现成图像（收藏家仝冰雪收藏的《一个中国人的六十二年影像史》是北京商人叶景吕从 1901年到1968年之间拍摄的肖像集合）、巧妙的形式主义图像（摄影家Fischli和Weiss合作的《可见的世界》用三千多张照片记录了他们在过去20多年中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他们用这些照片铺满了长长的灯桌；Philip-Lorca di Corcia在过去25中拍摄的宝丽莱相片中精选的3000张，成一行布置在三面展墙上）、充分体现自我意识的图像（Dieter Roth用数台电视机搭建起来一堵墙，播放自己的活动过程； 谢德庆在1980-1981年整整一年里，每天每小时在打卡机上打一次卡）、可爱但却撼人的图像（Ydessa Hendeles展出了她所收藏的三千幅泰迪熊照片），以及惨不忍睹的图像（金边S21监狱处决犯人的照片）。
这回《十月》杂志的粉丝们有的可写、有的可读了——在一个展厅里，Sturtevant的丝网作品《沃霍尔式的花》（Warhol Flowers）和Walker Evans与Sherrie Levine的挪用作品“面面相觑”，这些作品总是被用来说事儿（一位批评家滔滔不绝了起来：“就是这么个简单的想法，但是我从没看见过！”）。对于在第四展厅内重新展出的Mike Kelley的展览《诡异》（The Uncanny， 1993），有的人赞不绝口，而有的人则认为那就是一堆死气沉沉的金属，当然，还有的人被这件作品给迷住了。但艺术总监Gioni还真是敬业，对于不同的作品他总是能够做出不同的描述，这可不是“博采众长”，而是生生的原创。在黑莓时代——3G的铺天盖地已经让韩国和日本的CDMA手机服务即将推出历史舞台——这也许就是我们能够期待的最好结果了：用打印机抓住那种转瞬即逝的体验，“当代的机械图像也参与进来，和其他形式的艺术争奇斗艳。”
我听到过的关于这次展览的最差的评论是说它太“文雅”了。
如果你看到Gioni和中国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的“疯狂”握手你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了。他们学校收藏的《收租院》群雕没能进入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这也许是策展人Szeemann最大的遗憾。
成功的双年展应该能让人们真正谈论艺术。那位“报纸哥”过去和下一位喝咖啡的人搭讪去了，还跟着他们到了周围的几个地方——策展人故意设定了不同的展场，每一个地方距离主展区也就两分钟就走到了，这是有意地为了和上一届拉开距离，这也是双年展的特征之一吧。趁此机会我和Rubells聊了起来。而且还碰到了本届双年展管理部门的几个重要人物，Wrong画廊的合伙人Maurizio Cattelan和批评家兼批评家Cecilia Alemani出现在光州艺术博物馆的入口处。Dakis又绕过来了（一个能说的凑了过来：“他参观了双年展为他举办的专场之后正坐着一架直升机在城市上空绕圈呢。”）。接下来的人可以按照击球的顺序排列（威尼斯的Bice Curiger、伊斯坦布尔的Hoffmann，还有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几位成员），他们还在到处闲逛。那些交易人显得洋洋得意。那些未曾蒙面的人相互之间打量着，他们能够从对方的三种证件猜测对方是做什么的：入场许可证、媒体和临时人员，当然还有普通的工作人员。
开幕晚会上，Gioni穿着专门为他定做的韩国服装，使得他看上去很奇怪，而且还有点种族主义的色彩。每届双年展上，在双年展厅的两个一模一样的展厅中间的天井中都能看到这个仪式。用来形容这两个建筑的最贴切的词就是“后独裁式的庄严风格”。或者，致辞之后紧接着就是明星偶像云集的歌舞表演，那些穿着绿色制服（束腰外衣和鸭舌帽）的妇女被雇来做葱饼，那些普通的当地人也前来排起了长队，用一次性的盘子每人领一份。
我和那些策展学员站在后面，分享他们为时三周的课程的最后一堂课。我们从后面看到上百把塑料椅子，其中最重要的一行上面贴着名字，而其他椅子上的名字还依稀可见，说明这些其他展览留下的痕迹还没有全然散去，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算得上一件作品进入本次展览了。我来到了展览入口的一家户外海鲜餐厅，这也是上一届光州双年展的策展人Enwezor接待来宾的地方。Hauser&Wirthian画廊的馆长Gregor Muir和张恩利、Paweł Althamer和其他朋友围着一张桌子坐着。年轻的艺术家Jakub Ziólkowski为乔治·巴塔耶的小说《眼睛的故事》创作的69幅插图在这次展览上大放异彩。刘伟（既不是那个老画家，也不是那个年轻的雕塑家）的影像作品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部录像记录了他在6月4日问过往的中国人当天的日期，大多数人闻之即逃。
后来我们打车来到了5·18民主广场附近，参加了一个地下室派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开放的酒吧和很多的镭射灯。所有开销都包在四家画廊身上——两家西方的（Gagosian和H+W）和两家韩国的（Kukje和One and J），这是多么完美的政治方式呀！在这里，喝酒的喝酒，跳舞的跳舞，最后大家依依不舍地来到了一家俱乐部，一个男孩儿乐队“从天而降”。有人预先向记者描述了当天晚上的情况“你知道吧，完全是artforum.com上写的那样”。的确，对于这个派对也没有更多的可说了，总之，派对的目的达到了——吸引了媒体的目光。为了抓住展览的精神，我作文、插图以记之，因为最终，按照报纸哥的语言“we are photo on website”（我们变成了网页上的照片）。
文／ 田霏宇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