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上周举办的第十二届开罗双年展开幕会可谓灾难重重，既有自然的、也有文化的。上周日，狂风大作、黄沙漫天，女士们的头巾变得无济于事。在这样的天气里，要不是真的兴致盎然，那些人是万万不会来到歌剧院参加官方开幕式的。而天气好的时候这里也并不热闹：只有那些“勇士”们才会不惜九牛二虎之力穿过开罗混乱的交通来此参观。沙漠劲风把大宗的VIP都吹到了卡塔尔多哈Mathaf博物馆的开幕上去了，而开罗这边出了点官方的小问题：文化部副部长、双年展总监Mohsen Shaalan成了梵高作品盗窃案的替罪羊被抓了，所以政府也无暇监管此次展览。
本次双年展以问号作为题目，这道出了对变动不居的文化身份的态度。展览上，有一件名为《定向》（Orienteering，Ranya Husami策划）的多媒体装置作品很引人注目，在其中四位美籍阿拉伯艺术家表现了美国。人们总是不小心被Rheim Alkadhi的作品《室内地毯》（Domestic Floor Covering）绊一下。艺术家Nadia Ayari以一块肮脏破旧、到处都是穿孔的东方地毯表现了伊拉克的历史和自己的家族史。顺着食物的飘香就能看到大奖得主Amal Kenawy的装置，她正站在装饰得五颜六色的阁间里给来宾奉送意面，那里的餐桌也是用植物装饰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埃及的街道气氛中，她展出了自己的影像《沉默的羔羊》（Silence of the Lambs）。这件作品去年曾参加了在Townhouse举办的展览“摆明姿态”（Assume the Position，部分由Nikki Columbus策划）。这次行为表演使人趋之若鹜，她指挥着那些工人跪着爬过街道，把那个繁华的十字路口堵了个水泄不通。在场的男性观众认为这个表演是在侮辱人格，于是对她大喊大叫。艺术家Melina Nicolaides说：“他们居然还让她拍摄，我真的是很惊讶。”
双年展把人弄得晕头转向，都没有提供去其他展场的路标提示，观众还得自己去探索发现（直到现在，双年展的官方网站上仍然打着“即将呈现……”的字样来调动人们的胃口）。我们试图在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看出个究竟，但很难确定哪些作品是参加双年展的，哪些是馆藏。艺术家Joël Andrianomearisoa感慨道：“古巴哈瓦那双年展居然让我自己带锤子和钉子，这就已经够变态了！而这次双年展更特别。”我们终于和国外艺术家一同过了马路，来到了Mahmoud Mokhtar文化中心，这已经是本届双年展安排得最井井有条的展览地点了。塞浦路斯馆里面展出了Maria Loizidou, Lara Alphas和Eleni Mouzourou合作的装置，她们的配合真是天衣无缝，其中的那些精巧的绘画和雕塑使人感到迷惑，例如那个巨大的蜘蛛网原来是用金属洗碗绒球的丝做的。在另一座建筑中的亮点是Tobias Bernstrup的作品《螳螂城》（Mantis City），他利用上海的建筑拍摄了一部《哥斯拉》，表现了两只巨大的螳螂在打架。Mourad Messoubeur的雕塑采用了不同阶段的细菌，所以显得斑斑驳驳，他能把这些东西带进海关真是奇迹！（但德国艺术家Pascal van der Graaf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纤维板绘画被怀疑有虫子，所以遭到扣押。此前没有人告诉他法律规定，进入埃及的木头必须喷防虫液。）
我们和大部分艺术家都住在Shepheard酒店，当我们过桥去酒店的时候却被堵住了，前面正在进行行为表演，这个作品和我们在本次展览其他地方看到的没什么两样：一个人拿着海绵擦洗地面，另一个在地上画画，但他们的作品在一阵旋风来访之后就立刻“灰飞烟灭”了。这种无谓的反复比比皆是，例如当晚在尼罗河畔的Maxim船餐厅举办的官方晚宴便是如此：有一个年轻服务员不停地给我们擦桌子，后来希腊艺术家Jannis Varelas实在忍无可忍了，告诉他消毒剂的味道并不好闻。埃及人似乎很有非理性的天分。我们在进餐吧的时候被一个像方墩子一样的门卫挡住了。Andrianomearisoa问他“这个地方人满了吗？”“没有，空着呢，但你们必须有预定才能进去。”幸好，我们找到了其他的地方，我们来到了大厅对面的黑暗、诱人的酒吧，受到了很有魅力的法国异装表演家Blanche的热情接待，就好像我们是多年的老熟人一样。晚宴一直搞到临晨，策展人Katrin Lewinsky不停叫酒。
第二天晚上，由美国大使馆赞助，在“Le Pacha 1901”游艇里举办了盛大的晚宴，揭开了一系列展览的序幕。大使馆的文化馆员Haynes Mahoney大谈艺术超越政局紧张的问题，还引用了一位叙利亚艺术家的说法“一个艺术展顶得上千名外交官。”（有人在私底下打趣说“当然也没那么枯燥”）。从这里出发，我前往市中心的Viennoise酒店，在那里正在举办自发组织的“开罗文献展”，这26为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展现了当地正在兴起的艺术情形，在这一点上双年展是无法企及的。但是找展览地点仍然让人头疼，到处都能看到前来参观的艺术家“寻寻觅觅”。城市的夜晚抢了艺术展览的风头：餐馆都是午夜之后才开张，并且生意兴隆。街上小贩的叫卖也不绝于耳。在开罗当代图像共同体（Contemporary Image Collective）的新址寓所中有一棵蛇一样的树正好长在入口处，和楼上Mahmoud Khaled歪歪扭扭的绘画相呼应。在另一层楼上放着Asunción Molinos Gordo漂亮的作品《世界农业博物馆》（World Agriculture Museum），这是对于开罗博物馆的复制，也将Townhouse的场所和主题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等我到了Townhouse画廊参加Hala Elkoussy展览的时候，画廊已经关门。但我也不虚此行，在满街抽水烟的人中间碰见了之前的驻地艺术家Wouter Osterholt 和Elke Uitentuis。
我跳上了去Coptic博物馆的地铁，去参加展览在“Darb 1718”中心举办的展览“Fames:Family Vaudeville”的开幕，但也错过了。在酒吧里，艺术家Carl Michael von Hausswolff弄了很多装着眼镜蛇毒的瓶子，所以在当着这只蛇的面和策展人Power Ekroth与艺术家Juan-Pedro Fabra Guemberena举杯共饮的时候我仍心有余悸。我错过了Hannu Räisa用真人大小的木偶进行的行为表演，而且本来要出席的Bernstrup也没来。Ekroth解释道：“这是因为埃及艺术圈的私人与公共部门存在竞争，所以今早双年展就把他送回家了。”天气预报说今天居然要下雪，这可是1800年以来的头一回，从没有过。艺术家兼这个空间的总监Moataz Nasr开玩笑说：“这真是天公作美呀，双年展的开幕被沙尘给糟蹋了，而轮到我们开幕的时候一下子又停了。”我们乘兴钻进了他的吉普车，来到了开罗爵士俱乐部，在那里通宵达旦地跳舞，直到人家擦地打烊。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