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12月17日，由Francesco Bonami策划的都灵Sandretto Re Rebaudengo收藏展《登峰造极》（Plus Ultra）在罗马MACRO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这里曾经是个屠宰场，而现在依然能看到那些黑乎乎的挂肉的钩子。收藏家Patrizia Sandretto Re Rebaudengo说：“好像有一种错觉，我们在莫斯科而不是在罗马。”但最近罗马并不太平，几天前，反对贝卢斯科尼总理的游行把市中心弄了个乱七八糟，而严寒的天气又让人们对这个本已困境重重的国家更加不满。
进入博物馆正门之后，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我从那个较暗的门进入，马上发现了左边Pawel Althamer的那件苍白、病态的《自画像》（Self-Portrait），他把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塑造了出来，甚是可怖。旁边是Charles Ray狂想式的作品《病毒研究》（Viral Research）：一张桌子上摆满了化学实验用的烧杯，这些烧杯彼此相联，其中流动着黑色的液体。在展厅中央“安营扎寨”的是Jon Kessler的作品《凯斯勒的电路》（Kessler’s Circus）。艺术家用各种各样的屏幕描绘了出于娱乐目的编造出来的恐怖事件，而观众则时时刻刻处于这种自己设置的监视下成了牺牲者。在展厅的一端，经过Robert Kusmirowski的作品，有一个废旧的录音室，这是达明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作品《The Acquired Inability to Escape, Inverted and Divided》，让人想到了现代主义水晶玻璃箱所传达的幽闭恐惧症。我遇到了Bonami，问他为什么要营造这样一种忧郁的气氛。他告诉我，在对面的空间里会找到一种飘然不定的感觉，因为“这次展览是关于黑白、明暗的，展出的除了一些新作之外还有一些通常无法展出的作品。”外面的罗马人正在享受稀罕的雪景，的确，我走出来的时候街上正飘着雪花。当天晚上举行了开幕派对，外面从白色变成了一片泥泞。通常，罗马人是不会在雨天出门的，而今天则不同，当地的策展人、批评家、收藏家和画商还有一些艺术家也都赶来了。唯一参加晚会的参展艺术家是来自里斯本的João Onofre。阿尔巴尼亚艺术家Helidon Gjergji开玩笑说：“好艺术坏天气这种说法纯属虚构。”
聚会在右侧的展览空间中进行，显然，这个厅更扑朔迷离。建筑家Francesco Garofalo抱怨道：“本来，展览上的作品还挺有意思的，都被这个恐怖的空间给破坏了。”的确，这些作品在这样的展览空间中都显得渺小了许多：空间太大了，不过里面的装置也不小，因此很难在其他地方展出。就在展厅的入口处，挂着Sarah Lucas的作品《蛋》，上面画着一个人倚靠在椅子上，他的脸部被鞋底弄得晦涩不明。Tobias Rehberger的15个玻璃花瓶在画廊中央一字排开，其实是其他艺术家的肖像；远处是Angela Bulloch的作品《人造卫星与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 with Satellites）——颜色鲜艳的巨大沙发。
这些大得出了格的作品很多都仿照了家庭用具，就好像乱七八糟的房间一样。我和MACRO的馆长Luca Massimo Barbero说起这种感觉的时候他环顾四周：“啊，我们还需要一口浴缸”。说这话的时候他正站在Uklanski的作品《无题》（怪兽）前面，这件作品看上去就像老奶奶编织的篮子的精神分裂版。这些幻想其实无关紧要。正如策展人Cristiana Perrella所说的那样：“这是我在这儿见到的最好的展览了，展品和展览空间的互动很成功。”两个展厅里的共38件作品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从题材上彼此都进行了对话，而且又不失自己的独特气质。
在前宰猪场的耀眼灯光下，鸡尾酒会开始了。各种小吃被放进了半透明的盒子里，所以不亲自品尝根本难以区分甜咸。Sala Uno总监Mary Angela Schroth对这次展览大加赞赏：“看看这些收藏！简直不能相信个人的艺术收藏能达到这个水平。”的确，这次展览的重点在这儿：Patrizia Sandretto Re Rebaudengo是意大利最优秀的收藏家，这不仅是因为她的收藏（既有意大利本土的，也有国际的；既有功成名就的，也有卓然而起的）还因为她最近创建了FACE联合会，调动了欧洲5个非盈利组织投入资源联合办展（罗马的另一个当代艺术公共机构MAXXI正在利用私人藏家的赞助为其新楼增添收藏）。我正和Emilio Re Rebaudengo说话的时候，一个穿着讲究的女士过来和我说：“再见，幸运的孩子！”也许她见过Emilio的人工草坪足球场，这个足球场和这家人在都灵家中收藏的装置倒是很协调。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