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这恐怕是最美好的时光。一线演员和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主持人之一James Franco挑选了柏林佩雷斯计划中的两个作为他在欧洲大陆艺术生涯的起点，也许在上上周六克罗伊茨山的聚会上，你就能够在冥冥之中预感这一切了。当时，一小撮电影迷和艺术信徒们参观完柏林电影节到画廊外闲逛，并在晚餐休息的时候加入了百无聊赖的狗仔队和摄制组。画廊里面摆满了烧毁的儿童游戏室，一些影像装置和一幅放在角落里的四分五裂的艺术品。除了蜘蛛侠，看不见一个好莱坞甚至艺术圈里的名人，只有两个雇来的记者（或者说是三个，因为他们想把我也算在内）和疲于交际的Klaus Biesenbach。
开始到场的人并不多，可是当艺术品商Javier Peres和艺术家踱步进来的时候，人们忽然一窝蜂地涌了进来。Peres领着艺术家到了画廊后面的一个小房间——虽然有点不合逻辑——主持一个即兴的新闻发布会。如果不是Peres体贴而迷人的助手Nick Koenigsknecht有效地治理了这帮专家的话，我都怀疑这里会闹翻天的。在Franco和Peres 挤进人群与Biesenbach还有——你肯定猜不到还有谁！——Hans Ulrich Obrist一起庆祝的时候，Koenigsknecht温柔地将我们的摄影师推到了活动的中心。
这种一窝蜂的混乱局面在Peres Projects Mitte的现场愈演愈烈，排成长龙的人群只想草草浏览一下作品了事，这件作品看起来似乎是由一个男孩的冒险故事书上的圆珠笔涂鸦，一座木制树屋——像个新玩意儿——和几部电影和影像作品组成的，这些片子就像Kenneth Anger和James Benning的电影的综合体。说实话，要是能为其中的每个艺术家各办一次开幕式，并且人数能减少到三分之一的话，我将会欣慰之至的。
“这地方是想变成什么？一个大屠杀博物馆吗？” Bruce LaBruce不无讽刺地说——而这句话也概括了湖区娱乐管理局（the Lake District Recreational Authority）周围令人毛骨悚然的环境。湖区娱乐管理局是一个俱乐部，那里的聚会只有被邀请的人才能参加。虽然LaBruce显然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自己周围环境的人，也许那就是为什么他迟到了十分钟的缘故——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因为他被邀请去加拿大大使馆参加柏林电影节晚会了，因为那更吸引人。
我们干坐了半个小时，一直想认出那个体态丰满、红头发、在晚上还戴着太阳镜的人到底是谁——是个已然成名的电影明星吗？是个腰缠万贯的大收藏家的妻子吗？是画廊老板？或者是个丑老太婆？——最后我终于认出来了，那绝对是另类艺术家 Zazie de Paris的打扮，在今年由传奇演员John Heys导演的柏林电影节上，她的矮胖身材被人津津乐道。接着，我们被介绍给一个年轻的加拿大批评家，这个人在一周前就来到柏林了，可是至今还是晕头转向的。她像逼供一样追问我们有关这里的艺术圈的事。 “那要看你说的是哪个艺术圈。” 策展人Michael Rade回答说，“这里有六百多个画廊，其中有五百五十多个都是用来实现艺术计划的空间。如果你能泾渭分明地将这视为健康与活力的标志，你就会喜欢它并推动它的繁荣。但是大多数纽约人都是因为这里‘很酷’才被吸引过来的，第二年他们就被劝走了，因为他们发现这里跟自己的职业毫无关系，于是就卷铺盖卷回家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准备好打包回家了，但是我们没有，一些人——其中有Rade和艺术家Anne Guro Larsmon——非要在睡前让我和他们一起打车去附近的苏荷馆喝一杯。自从去年春天开张以来，苏荷馆就一直是柏林风景中一个奇形怪状的污点——在这个根本不需要交际酒吧的城市。毕竟，柏林是一个无限低调的城市，而且任何人如果喜欢和某些创造性人才或者媒体精英混在一起，他就很可能被那些柏林文化的缔造者们嗤之以鼻。不管怎样，至少去苏荷可以有机会目睹一下前东德的共产党总部，因为苏荷就是在那儿建起来的，它的某些地方还是对前者的拙劣模仿，好像故意要将以前共产党的御用文人和柏林最新出现的追名逐利的社会小爬虫联系起来。
一进去，我就被几个卑躬屈膝的搞公关的人一顿奉承，他们坚持要带我好好参观一下这里的设施。夜深了，我们扶着天鹅绒栏杆走上二楼，那里一个人都没，只有麦当娜，据说是在接见她的爱慕者，也许是想在她电影生涯的晚期再火一把（我猜想当时距离她和“果戈里妓院”[Gogol Bordello，纽约一个吉普赛人组成的朋克乐队，译者]里的谁谁谁一起首次露面的时间可能不过几年）。当被问及谁陪同我们来的时候，我谎称是一个著名的同性恋保护机构，借此来抬高自己。即使我已经说得天花乱坠了，我还是感觉到有两个人急着赶我走，而且不久之后我就发现自己……回到了贫民窟，那才是属于我的地方。哦，好吧，不管怎样，这不过只是又一个星期六晚上而已。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