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谁曾想到伦敦的阳光如此明媚?周六的午后，天色湛蓝,我走在为一年一度蛇形画廊马拉松艺术展(Serpentine Gallery Marathon)建造的半透明网格圆顶下。今年的主题是“花园”（Gardens）， 这显然是受了Peter Zumthor为这家画廊的第十一个展台所建造的黑色“封闭花园”（hortus conclusus）的启发，这也与Frieze艺术周并驾齐驱。我坐在一个令人羡慕的位子上，挨着《Bidoun》杂志的Negar Azimi,艺术家Fritz Haeg和泰特现代美术馆的策展人Stuart Comer。而诗人Etel Adnan也在场,在客人花名册上她的名字列第六位，将她的一段关于花的诗歌作为开场序言： “它们微不足道，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就像生活中的一切那样，令人望而生畏。”
观察本身是个微不足道的细节而已，在她的阅读中也显得很煽情。但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可，将其和伦敦的阳光一道欣然接受，它呼唤我们去重新思考那些人们“习以为常”之物，特别是在当代艺术世界中，而且更是在博览周之内。这几天的确“不算什么”，也许很容易就会被我们忘掉，因为我们对它很熟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力量。
周三Frieze艺术博览会开幕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在博览会上，大部分作品都是凝固的、庄严的，当然，也是“微小的”。但是也有几个显著的例外。上午11点，我看到的第一个作品是Jordan Wolfson最新的影像作品《动画、面具》（animation, mask），这件作品正在Johann König画廊进行首次展出。一看就是出自行家里手的CGI的“夏洛克”[出自莎士比亚戏剧的人物， 意思是一个毫无同情心的放高利贷者]（“这可不是我的同类！”艺术家坚称）翻阅着一份时尚杂志， 时而抬起他水汪汪的狡黠双眼，朗诵Richard Brautigan的《情诗》：“早晨起来 孤身一人 好不惬意，无需告诉某些人 你爱他们，而事实是 你已经不再爱他们了。”
在Team画廊展位楼道的尽头，画商José Friere认定，Banks Violette的绘画作品《我宁愿杀掉我全家》（I’d Rather Be Killing My Family）将会成为本周拍照手机的焦点。可这却引来了不少昆虫——在公园举办博览会的缺点之一——它们爬满了Violette、 Ryan McGinley， 和Davis Rhodes的作品。画廊总监Miriam Katzeff不动声色地幽默道：“Frieze苍蝇就是这样， 它们能看出谁有发展。”而奇怪的是，在Andrew Kreps展位的Darren Bader的装置中的弗兰克牛排的盘子上却没有一只苍蝇。这的确是一件对话作品，其中两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Tim” 和“Gaffi”在盆栽植物和生肉中闲聊。
低调的Thomas Dane很少和人搭讪。那些充分吸收了Glenn Ligon的《黑人阳光》（Negro Machine）照射的人们，转向角落里，这里是Michael Landy的《信誉卡粉碎器》（Credit Card Destroying Machine），是直接用少儿读物里的那些东西拼凑而成的一件色彩斑斓的装置。一边，可爱的助手会开动一个上面有着签字笔的设备，然后，这台机器会粗制滥造出一张之前已经签好名的“Michael Landy”的绘画。作为交换，收藏家应将他或她的信誉卡放入金属粉碎器中， 随后，这架机器会把这些塑料碎末抛向下面的地板上。策展人Jens Hoffmann翻阅了自己所有的信誉卡，最后选中了一张用来牺牲。讽刺地说：“你们这些人用美国运通卡吗？”，然后掏出一张Visa，说：“哦，等等，来这张吧，这张上的债最多。”
周四下午的时候，我来到了泰特现代美术馆，迅速浏览了一下白教堂美术馆的Wilhelm Sasnal的展览，然后就去了ICA当代艺术学院， 在这里，陈佩之（Paul Chan）正在和路德维希博物馆（Museum Ludwig）的馆长Kaspar König在进行一场谈话。König馆长在介绍陈的作品《为了萨德的施虐》（Sade for Sade’s Sake）时说：“我第一次在威尼斯双年展看到这件作品时，感到非常厌恶。”陈打趣道：“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你公然挖苦我的这件作品。”陈然后就开始讨论艺术与犯罪的问题，这位艺术家提醒我们：“每天都有犯罪的事情发生，而且大部分都在银行的常规工作时间发生的。每件艺术作品都是一个还没有进行的犯罪。他将演讲《每件艺术作品都是未遂的犯罪》延伸到占领华尔街的话题上来，埋下罪恶的种子，然后就会燃烧——在Lord Astor的故居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豪华晚宴——当我回到ICA的时候，发现这里的一部分已经被高古轩画廊的人占领了。
然后，到了周六，在透过蛇形画廊的阳光下，我开始回顾这一周的行程，那些参加马拉松的人，例如Hélène Cixous 和Wolfgang Tillmans提醒我，“艺术世界”产生的不仅是伦敦Groucho俱乐部的一个过道。同时，蛇形画廊新建的穿孔墙渗透出碰撞乐队（The Clash）中的那句歌词“我应该留下还是离开”。本来这首歌是Anri Sala的惊人个展的配乐，但却恰好概括了外边来看马拉松展的人们的情绪。是否值得在伦敦再呆一个或两个晚上？
后来，我又到了Chisenhale画廊，在那里，广受关注的年轻土耳其艺术家詹姆士-理查德（James Richards）、艾德·阿特金（Ed Atkins）, 和哈龙·米尔扎（Haroon Mirza）正在进行一场表演。当晚这家画廊和Herald St、 Modern Institute、 Vilma Gold, 和Studio Voltaire一同在Efes Pool Hall举办了晚会。一群手持啤酒者来到了Stoke Newington路，那些能够挤进去的人被警告，不要靠近Essex来的未成年女孩儿。我去了地下室俱乐部Vogue Fabrics，找点安身之处，这里的活动我后来才知道被称作是“Anal House.”（我觉得如果你用英国口音来说它，这个双关语会更有效）。
本来我打算周日去“周日艺术博览会”（Sunday Art Fair）度过，早晨我起来的时候发现昨天晚上参加派对时手上画的那只红色的公鸡（多谢Dalston的门童们，太有创意了），我决定周日去法国FIAC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毕竟，4点的时候，“欧洲之星”高速列车上的座位已经不多了，接下来的一周，在巴黎还有一些令人生畏的东东在等着我。
[[img:9]]
文／ Kate Sutton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