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你知道么，当他们想在电影中表现韩国时，是在迈锐宝里拍的？”我身边的一位加州的教授，跟我透露了这样的小内幕。
从公车车窗里看光州，感觉很难捕捉到芭比娃娃和她男友肯开着粉色小跑车在北区的摩天大楼间兜风的场景。这里发生什么奇怪的事都不足为奇。1980年，学生运动爆发酿成惨案，改写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史。为了铭记这一历史事件，让悲剧不再上演，十五年后，光州双年展创办。从那时起，这座沉睡的南部城市再次接受了艺术的洗礼：光州曾经是民主的摇篮，如今则将自身打造成“快乐的创意之城”。但双年展却对这一地区进行了重新定义，对那些批评每届双年展只是一圈黑匣子和分配不当的资金圈成的人们，也算是有力的回击吧。这座城市见证了艺术的力量对政治想象的渗透和作用。就如策展人南希·阿达亚尼亚（Nancy Adajania）所言，“政治做不了的，艺术能做。”
2010年，马西米利亚诺·吉奥尼（Massimiliano Gioni）率众完成了令人满意的答卷《万人谱》。第八届光州双年展的题目源自韩国诗人高银（Ko Un）的叙事诗，展览以豪迈而又失统一的方式，打破了图像的机械性，就如一位受敬仰的评论家所言：“恢复了我对双年展能做成什么程度的信心。”两年后，第九届双年展“圆桌”，采用个体与集体之间关系的概念，推出了同样规模斐然的项目。
如果说吉奥尼将他的展览做得严丝无缝，那么，圆桌则成了一个结尾开放的对话，六个策展人南希·阿达亚尼亚（Nancy Adajania ）, 瓦桑·阿尔·库戴里（Wassan Al-Khudhairi）, 片冈美（Mami Kataoka），金宣廷（Sunjung Kim），卢迎华和阿利亚·思瓦斯（Alia Swastika）分别负责六个副主题。双年展总监李龙雨（Yongwoo Lee）认为这一新的组织构成体现了“象征性的和谐”，这一前提多少地嘲笑了“西京人”的表演，他们没有使用计量杯，小心翼翼倒了三杯果汁，试图达到一种完美的平等。如果说真有一场“完美的平等”，那么，这只适合于坐在桌边的那些人：六个年轻的女人，每个人都呈现出泛亚洲人的面孔。
新的人员组成应该是很有号召力的，但是过去的策展人吉奥尼或奥奎的想法，却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有些类似芭比和肯游览双年展一样。因此，开启这座城市的钥匙，交给了吉奥尼。（这位策展人一如既往地平易近人，他尽量以轻松态度对待如此殊荣：“我不知道这把钥匙甚至能开锁，这周围有门么？”）
作为一场展览，“圆桌”很像是在空间中演绎的座谈讨论。每个参加者并没有将想法都汇总到一个头脑风暴中去，而是各司其职，甚至还有一个色彩标码体系来确认策展人对每件作品都负责。（在开始，因为打印导致的差错，一些点依然是模糊的黑白色。“令这些作品可以公开解读，” PR助手告诉我们。）
从理论上讲，色彩编码可以将作品和每个策展人的副主题结合在一起，这些副主题有片刻的遭遇、亲密自主与匿名、重回个体经验（墙文直接印在了洗手间前，任何人都能看到）。在时间中，这个小的设计元素是策展人在策展领地内的彼此抗衡，也突出强调了一些非常鲜明的作品，包括文敬媛 &全浚晧（Moon Kyungwon & Jeon Joonho），菲科·巴赫里奇（Fayçal Baghriche），弗瓦德·艾尔克里（Fouad Elkoury）和 xurban小组的作品。
还好，主场严格的分界在场外的其它地点得到了缓解，例如无觉寺，隐藏在城中心的佛教区域中，双年展的客人们聚集在那里，参加欢迎宴会。一家寺庙作为这样的场地似乎有点奇怪，但寺庙的住持却对当代艺术非常感兴趣，甚至腾出一天开设了简斯·霍夫曼（Jens Hoffmann）的策展课程。霍夫曼说：“他很了不起。还演讲了！”
无觉寺建成的时间不长（1971年修建），但自助餐厅口碑很好，只卖在那里种的粮食果蔬，没有添加盐和糖，也没有肉食。策展人克里斯·厄尔穆斯（Kris Ercums）在自助餐桌前说：“寺庙内的饮食是神圣的。只拿你能吃的，这是一种敬意。”我低头看着占了大半个盘子的块茎。它和一勺我以为是绿色食品的东西放在一起。桌子对面，双年展评委成员迪帕克·安纳兹（Deepak Ananth），亚历山大·蒙罗（Alexandra Munroe）和吉奥尼在弄着一盘葱花饼。我嘟囔着，扎向了这讨厌的…蔬菜还是神马玩意：“要是我不吃的话，感觉会不太好。”安纳兹嗔怪我，“可别这样，佛家里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另一桌的禅宗思想不那么强，得闲弄来烤肉，然后是鱼，最后，过量的蛋白质餐会结束在艺术家托比亚斯·里赫伯格 （Tobias Rehberger）和西蒙·戴博·摩勒（Simon Dybbroe Møller）之间友好又劲爆的摔跤比赛中。
第二日早晨我们回到了寺庙，去看沃夫冈·莱勃（Wolfgang Laib）和戴恩·米切尔（Dane Mitchell）的装置，之后去了其他的场地。首尔艺术家金范的作品非常受欢迎，他“准备”了一个鸡的雕塑，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配方—-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等。在Daein Market，他以《黄色尖叫》赢得了更多的粉丝，这是个鲍勃·罗斯（Bob Ross）式的教学艺术录像，录像里他教大家如何画声音。附近，光州影院正在放映阿兰·赛库拉（Allan Sekula）和已故的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的影片，以及垂直潜水艇（Vertical Submarine）小组的装置。不过，真正的宝藏在后边呢，亚伯拉罕·克鲁兹威力戈斯（Abraham Cruzvillegas）以方法论的手法，将每个破旧的小房间变成了艺术品，“这些占领场馆的艺术家们要干什么呢？”一个作家嘀咕着，我跌跌撞撞下了楼梯，为了能更好地看看院子里堆积的好看的立体雕塑。
当天晚上，开幕吸引了大批的人。大家围绕着众多高调的政界人士们，其中有前总统的女儿被誉为韩国“选举女王”的朴槿惠，她如今已成为总统候选人之一。挤到表演场地的空位子（也根本没有了）是不可能了，艺术家卡西亚科扎克（Kasia Korczak），作家 H.G.马斯特斯（H. G. Masters）和索哈伯·马赫比（Sohrab Mohebbi），我们拿着啤酒，进入了座位区外围的有点危险的陡峭地带。我们看着热闹的节目开始，最担忧的却不是会不会掉下去。不过，我们确实占据了有利的位置，看见穿着亮丽服饰的韩国流行明星上台深情地演唱着《带我去月球》，之后吉奥尼接过了钥匙。
晚上，在O2举办的余兴派对，灯光柔和，室内有些昏暗，吵闹的人群聚到了BIENNALE VODKA + CRANBERRYand BIENNALE SCREWDRIVER的标志周围。我和艺术家奥利弗·夏纳林（Oliver Chanarin）, 索菲亚·阿尔-玛瑞亚（Sophia Al-Maria）以及马拉克·赫米（Malak Helmy）窝进了长椅里，这时我们看见吉奥尼在对面喊着“自由！”这个和民主运动其实没什么关系，而是一个俱乐部的雅号。
自由（Freedom）很像一个剧院的狂欢，似乎有种魔力，任何行为在这里看来都是允许的。巨大的舞台上是多层的马掌形的私人包间。开始我没发现这里是K歌的地方，当折回去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回到了刚刚离开的房间，结果却碰到了Eungie Joo，手里拿着麦克，充满激情地对着屏幕唱歌。一切模糊起来。
第二天早上，虽然集体宿醉，但为时一天的工作站项目，依然组织进行得很好，每一场对话，从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关于哲学家-摄影师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思考，到MUKhA策展人纳芙·哈克（Nav Haq）与威尔·肖凯（Wael Shawky）关于“再创造”政治的对话，从头到尾讨论得都很充分。项目的主题是“我们坐在哪里”，在一个为发布会建构的类似俄罗斯方块的场所里，这一讨论呈现了与题目更为相符的含义。格罗伊斯对双年展的语构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当如今所有的艺术家可能说着同样的语言时，他们说的内容却并不一样。”
当我第二次看到杨俊的《首尔虚构故事》时，想起了格罗伊斯精确的概述。影片中，一对夫妇乘坐公车经过国内各地。看到这个国家近年来的发展变化，他们以近乎怀旧的语气说：“谁愿意住在空中呢？”“至少不再会有人呆在家里看房子了。”电影的结尾是“别回头看，过去的一切将安好。”在这种语境内，这句话有着安抚人的效果，但是，在双年展不回头看的思想中，也许却产生了一些危险意味的革命性。
文／ Kate Sutton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