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星期三我走进军械库的土耳其画廊区，迎面看见一个液晶屏幕，上面用明亮的橘红色显示着“抱怨”（COMPLAIN）一词，你可以想像当时我有多兴奋。但接下来我看到了作品（创作者：Hüseyin Alptekin）剩下的部分：这是一组大型装置，由很多宜家样品间一样的小房子构成，灵感来源于西亚一种特殊的餐馆格局，作品上方还悬挂着另外一个屏幕，上面显示的词是“不要”（DON’T）。
实际上，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虽然星期二下午刚下飞机就发现行李不见了，去失物招领处登记时看到维克斯纳艺术中心总监Sherri Geldin也在那儿填表，但几个小时（再加上三百美元的“水上的士”费）后，我成功地找回了行李箱，在华灯初上时赶上了我的第一场威尼斯派对。和艺术界无数其他社交场合一样，晚会上到处是世故迷人的男女，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数夜风流的老情人都在此刻重逢。大家知道，接下来的七天是艺术当家，客人得大口喝酒，夜晚会越来越长，储备不够绝对不行。
当然，背景变了，情况也有所不同。例如，虽然Rachel Lehmann和David Maupin经常为他们的艺术家举办派对，但在圣马可广场对面的威尼斯湖上用米索尼（Missoni）家族的游艇做派对场地的情况并不多见。而派对的座上宾——这次是Tracey Emin——也很少躲在一边蒙头大睡，让光鲜亮丽的客人们吃喝自便，其中包括摄影师Mario Testino和Juergen Teller，画商Sadie Coles和Angela Westwater，艺术家Guillermo Kuitca和Hernan Bas，策展人Neville Wakefield和不少漂亮的米索尼家族成员。
热裤，厚底鞋，黑色低胸吊带，Emin终于出现在甲板上，她宣布道：“这是我的派对，我觉得还是该说一句。”实际上，在所有双年展艺术家里，为Emin举办的午餐会，鸡尾酒会，晚餐会好像最多，连长袖善舞的Francesco Vezzoli都不如她风头强健。Francesco Vezzoli（和Giuseppe Penone一起）在双年展上代表意大利做首次亮相不知道已经多少年了。今年他的新作《Democrazy》把莎朗·斯通带到威尼斯，这样性感女神就可以跟定于周六晚上登台献艺的艾顿·约翰作伴了。
在周三意大利馆的正式开幕式上，我既没有看见约翰，也没有看见斯通。餐会开始前，索斯比的Tobias Meyer，策展人Francesco Bonami，纽约新美术馆（New Museum）总监Lisa Phillips和她的董事会成员Stephanie French聚在一块儿。 Vezzoli是他那桌唯一的男士，同桌的Geldin穿了一件Prada的黑色紧身外套——结果被安排坐在了Miuccia Prada本人旁边。这一巧合本来会让我饶有兴味地看上好一阵，但Vezzoli右手边的Jeanne Moreau实在太迷人，七十九岁高龄的她魅力仍然不减当年。Vezzoli不断被策展人Ida Gianelli或者其他政府官员叫走。“我已经从杰瑞·泽普金（Jerry Zipkin）变成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了，”他说，因为双年展前他在几本主要欧洲杂志上的作品引起了官方紧张，所以他本人也就从无害的派对动物变成了个不祥人物。
至于Penone，他把一间画廊的四壁都包上皱皱巴巴的动物皮，在地板上覆盖起伏不平的大理石。在他的装置里，两个巨大的镶金树干外层包裹着动物皮躺在空间中央，旁边的环形影音室正在放映Vezzoli虚构的竞选录像。整个作品极富冲击力。正如Vezzoli所说：“这是巴洛克化的贫困艺术，是政治化的华丽风格。”尽管双年展大部分内容我都还没看，但我觉得不可能有作品能超越Penone的“树干”了。接着我听说为Joseph Kosuth的装置作品组织的餐会更为可观，展览地点在San Lazzarro degli Armeni岛上的瓦朗蒂娜修道院（Mekhitarian Monastery），由Adelina von Furstenberg策划。每一位到场嘉宾都会收到一个雕刻精美的玻璃杯，杯体上刻着不同文字里的“水”字（水是Kosuth作品的核心所在）。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餐会结束后，我被带到Bauer酒店的休息室，结果发现人们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谈论艺术品的价格，而是拿着新到手的玻璃杯冲我们这些没有拿到的人不停地炫耀（我可没有抱怨）。马修·巴尼，画商Shaun Caley Regen，艺术家Rachel Harrison，《Frieze》创始人Amanda Sharp以及威尼斯所有母语是英语的人占了人群的大多数——这一周每晚都会如此。这么多渴望体验艺术的不速之客在小小的水城还能干什么呢？欣赏丁托列托（Tintoretto）和提香（Titian）的画作吗？
然而，到了周四，是时候去看看艺术品啦，特别是在双年展花园里各国国家馆。但我首先去葛拉西皇宫看了一眼由Alison Gingeras为弗朗索瓦·皮诺难以尽数的收藏品策划的第一系列展览。这个工作简直是为Gingeras量身定做，Martial Raysse，Urs Fischer和Franz West的作品在她的手下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和展示。而Rudolf Stingel的地毯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美丽。
我先绕道参加了Yvon Lambert画廊在Cipriani组织的雨天午餐，接着跟画商Curt Marcus，沃霍尔基金会的中坚分子Vincent Fremont及其妻Shelly在Florian咖啡馆喝了点儿东西，然后去了一趟嘈杂的麦当娜餐厅（当时我看到Jeffrey Deitch正往Kristin Baker和剪刀女郎乐队的Jake Shears的桌子那边走），最后向为Felix Gonzalez-Torres在Palazzo Pisani Moretta举办的餐会进发。Felix本人自然不会到场，但另外八百人会来。警告：在威尼斯，没人会告诉你详细地址，一般都只给个大概范围，如果运气好，最多可以问到水上巴士的站名。换句话说，我迷路了——在威尼斯，迷路也不算坏事。我和同伴吃力地往酒店走，一路又生气又失望，结果巧遇了威尼斯“真正的”夜生活。里亚托桥附近聚集了成千上百的年轻人，和几个世纪以前一样，他们在黑暗中窃窃私语，高声喧哗，喝酒拥抱。入乡随俗，到了威尼斯，就照威尼斯人的活法过：做爱，不要做饭。
凑巧的是，周五我发现自己回到了同一个地方。这次是参加佳士得的Amy Cappellazzo组织的午餐会，并和收藏家Andrew Schiff及其妻Karenna Gore Schiff一同去看佩吉·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博伊斯&巴尼展。虽然很多人都希望Karenna的爸爸阿尔·戈尔能参加2008年总统选举，但我们既没有谈政治，也没有谈艺术。大部分谈话内容都围绕着如何养育子女展开，只是我提了提当天早上和伦敦收藏家Pauline Skarpitas在教堂里看到的Zaha Hadid的未来主义风格作品：子弹形状的有机玻璃家具。“Zaha，”我对建筑师本人说，“这个做得太棒了。”她瞪了我一眼回答说：“那当然。”
很明显，随着周末临近，人们的情绪越来越高。周五晚上是我在威尼斯的最后一夜，我先后去了Marina Abramovic为艺术家Paolo Canevari在WPS1驳船上举办的生日派对（现场主要语言是带有鲜明日耳曼色彩的意大利语、英语、法语的混合体，像极了六十年代007电影里花里胡哨的派对场景）和《Fantastic Man》在古根海姆美术馆花园里举办的乱哄哄的派对。与此同时，弗朗索瓦·皮诺在圣乔治岛的Fondazione Giorgio Cini大宴宾客，邀请了六百多名艺术界大腕和社会名流，其中包括超模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时尚传奇Azzadine Alaia，演员萨尔玛·海耶克（Salma Hayek）以及伊朗前女皇。而就在不远处的葛兰西皇宫，《L’Uomo Vogue》为其艺术增刊组织了一场特别没劲（同时非常有意思的）派对，Andre Balasz非常不情愿地被门口的工作人员带了进去，整个场面极像当年的54号工作室（Studio 54），搞得我一时忘了今夕是何夕。
经过这一切后，Bauer酒店的休息室看起来似乎成了个振奋人心的好去处，但里面挤满了欧洲人和他们的美国同行，如纽约艺术家Aaron Young，Hope Atherton和Richard Prince以及画商Tim Blum和Lorcan O’Neill，最后休息室不得不暂停供应酒水，把所有人都赶到大厅里。在那儿，我跟The Clash乐队的吉他手，衣冠楚楚的Paul Simonon撞了个满怀。我不禁好奇问他是不是以收藏家的身份来威尼斯的。“画家，”他咧开嘴笑道，“也是收藏家。我是全世界收藏我自己作品最多的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