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初秋是中国北方一年之中难得的好时节，对于饱受雾霾和极端天气困扰的北京来说更是如此。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六，秋风熏得游人醉，万物似乎也祥和起来。
“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在这一天开幕。这是德国艺术家博伊斯在中国的第一个大型展览，地点是花家地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览的开幕式很正式。下午四点，美术馆已经站满了急不可耐的观众，但在中德双方代表登台发言完毕之前，保安严肃尽职地拦截了展厅门口跃跃欲试的观众们。
尽管大厅里的嘈杂让人很难听清发言的全部内容，报上来的嘉宾们的身份还是让人看到了社会各界对这个展览的期许。从官方到学院，再到民间机构，博伊斯在这里看来已经获得了普遍的、甚至隆重的接纳。外交层面上，德国方面派来了驻京文化公使和歌德学院中国院长，中国方面则有文化部艺术司官员列席；德国藏家米歇尔•博格（Michael Berger）—展出作品的原拥有者，显然必在发言人之列（虽然他只是在主席台上发出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大笑并要求翻译将之翻译成中文），而中国对应的则是主办方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和美术馆馆长王璜生，以及民营美术馆昊美术馆的创始人企业家郑好。“昊”斥资购买了博格收藏的博伊斯作品，这也是展览最终落地中国最直接的先决条件；德方策展人为旅德的庸现和蓝镜，中国方面则有朱青生、易英两位最早将博伊斯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艺术理论学者；香港新世界集团发起的K11艺术基金会代表也作为展览协办方出现在嘉宾席上。
五点半，讲话终于结束，人流一股脑儿地涌向了二楼展厅。细心点的观众或许在步入美术馆大厅时就已发现，“黑板”几乎是这个展览的标识。按照策展团队的想法，从开幕式大厅开始，沿通往第一个主展厅的扶梯而上，一块块用白色粉笔书写的黑板引导着观众逐步进入博伊斯的语境。踏入主展厅，迎面墙上居中悬挂着著名的《我们就是革命》，导师模样的博伊斯在照片中仿佛以坚定的步伐迈向观众。但接下来，观众们可能会略有失望。与博伊斯在西方美术馆展览中常见的大体量的毛毡、蜡、油脂、石块装置相比，这个有四百多件博伊斯作品的展览看上去似乎更像个文献展。虽然可以看到博伊斯几件最著名的录像和一些小型的装置，博格的收藏显然还是以二维作品为主的。楼上楼下两个展厅的墙上布满了博伊斯签名的摄影、印刷品、海报及其他纸上作品。作品之间不断穿插着大面积的文字介绍以及与博伊斯创作相关的纪录影像，这让展览的“文献”气质也变得更加突出。
确实，在白盒子里展示一个以倡导和实践“社会雕塑”为终生工作的艺术家，这事儿本身就是个悖论。德方策展人笑说，如果博伊斯还活着，估计会被每个试图将他标本化的展览气个半死。具体到本次展览上，展示的作品又完全基于博格（现在是“昊美术馆”）的收藏，策展人面对的难题似乎更多。作为德方策展人之一的庸现说，她曾希望能够将展览做成一个博伊斯和中国艺术家的“对话”，一个“博伊斯式”的展览，而不是一个“介绍博伊斯”的展览。但现实的微妙让这个计划显得有些不切实际：博伊斯以对社会的关切和介入作为其艺术实践，这在中国是否有其呼应者？人们心中或许有一些答案。但这答案，在帝都美好的秋天里，似乎也只能在风中飘了吧？博伊斯成为“墙上的博伊斯”似乎已无可避免。
中方策展人看上去则要乐观一些。在聊起“昊美术馆”接手德国收藏家博格藏品的事情时，北京大学重要的当代艺术理论家、中国最早译介博伊斯文献的学者朱青生愉快地说到，除了“昊”，国内还有多家机构对博格的博伊斯收藏表示了兴趣，而“昊”以非常快的决策速度购得了整个收藏。人们对博伊斯的热情有些超出学者们的预想，也让他们感到很欣慰。在开幕式上，这种欣慰在一位中方代表的发言中更和中国文化拥抱世界的想象联系在了一起。
的确，除了开幕式上从官方到民间对这位伟大艺术家的礼遇，我们在展厅中随便走走，便能发现博伊斯在这里有着广泛的的群众基础。跟798、草场地熟人撞熟人的当代艺术展相比，这里的观众更多的是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认真阅读墙上文字的青年学生和艺术爱好者。博伊斯在当代艺术世界的重要性已无须赘言，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的当代艺术实践者来说，他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早已揉碎、搅入他们的常识体系。但对于大部分中国观众来讲，博伊斯依然是一个神秘的萨满，一个难解的艺术之谜。“人人都是艺术家”依然听上去既轻松又让人困惑，而他一生的激进在遥远的时代感里似乎也变得很政治正确。不知看完墙上的博伊斯之后，人们是否还能想起开幕式上歌德学院院长安德思的问题：“如果博伊斯今天还活着，他将如何理解‘自由’二字？他会做些什么？”
文／ az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