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再次踏入何香凝美术馆的中式明堂，就像往常一样，展览开幕的剪彩花束已经整齐摆放。熟悉的款式，熟悉的素雅色调。转向右手边的白色旋转阶梯，下午的阳光辉映白墙，使人目眩。阶梯尽头是学术报告厅。嘉宾已分左右两列就座，左边五位是策展人，右边四位是两岸四地的艺术家代表。老朋友仍然在何馆忙碌着，姜前维举着他专业的摄影镜头，林帆作为负责媒体联络的代表，王东依旧行色匆匆。这固然是一个很庞大的计划，它企图像文化自由行那样把各地的艺术家生态串联起来。我们看到台上操着不同口音的艺术家或流畅或吃力的表达，策展人苟娴煦主动承担起翻译的重任。同一套文字系统竟然衍生出四种口音，大陆北方儿化音，台湾腔国语，港式普通话，澳门粤语。
主题也由最初的全球化／地方主义的思辨跃迁为国人在海外的身份认同，这归因于策展人冯博一抛出的问题：你在国外通常会自称为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或是中国人？现场气氛顿时变的敏感。听众和对话者随即卷入到这种身份政治的语境里，忘记了最初讨论的母题。使人印象深刻的是坐在台下的艺术家赵陆对钞票风景系列的阐释。他情感充沛，从台湾籍日本兵出发剖析身份认同的暧昧之处。这些未能成功融入社会历史变迁的个体命运使在场的听众倍觉伤感，但艺术家并未寻找到一种足够生效的艺术语言去呈现这件作品——他在每个城市不断的更改他的计划，使他和策展人之间形成了潜在的冲突。策展人徐婉祯则十分大度的原谅了这种更改，她表示会给予艺术家很大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就像去画材店选毛笔或排刷的人，最终的效果要由执笔人决定。但是，很可能是因为频繁变更和执行力不够，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作品追求的力度，我们仍旧停留在艺术家的思想中。
整个现场也是如此，由于对母题的困惑，由于整个展览每到一地的即兴创作——它被理解为“因地制宜”——策展人和艺术家缺少兴奋感，他们似乎在谈论一些遥远的、陌生的东西，他们试图平静的、客观的进行上帝视角的叙述，但并未把稍纵即逝的情感带入作品。在这种模式下，策展人冯博一和艺术家之间的沟通也是即兴的、未经设计的和出人意料的。冯向李天伦提了一个问题：对两岸四地进行城市数据的采集，并由此形成的新媒体“雕塑”，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它与随意采集的世界其他城市的数据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李的回答非常感性，他强调了每一个在地经验与数据之间的天然的情感联结，但这并没有回答冯的问题。实际上，很可能他无法回应这个问题，因为这无法去处数据的客观性和均质性，这件作品在本质上是随机的。这使我们再一次疑惑，难道不应在策展的初期对此进行充分讨论吗？
当剪彩仪式结束后照例是观摩作品，这其中包括低调而不差钱的投资人，何馆的各大Boss，策展人和艺术家，以及闻讯前来观展的大众。从事IT业的Hui作为一名普通观众，和她感到亲切的艺术家李根在合了影。然而，Hui的整体印象并不妙，她向我抱怨整个展览的体验度不佳：除了嘉宾获得充分导览，普罗大众对事情一无所知。最使她感到惊讶的是，美术馆拒绝满足她想要一杯温水的小小需求，理由是不对外提供这类服务。Hui用她习以为常的互联网思维在评价和测度这个陌生的小众领域，或者不如说带着深深的困惑重新审视这一切。而在鸿沟的另一头，我们看到策展团队已经满负荷运转。艺术家和策展人们对任克雷阐释他们的创作，与此同时，许多人（包括策展团队中的成员）就像任何party上会发生的那样寻找着谈话对象。断断续续的小规模交流常常在人烟稀少的空中连廊上发生。林帆开始好奇于我的工作性质和《艺术论坛》的栏目分类，然而，当我问及冯博一提出的疑问时，她没有立即给予回应，话题随后转变为今天的采访成果。
以设计师为己任的李根在在吐槽着艺术圈的乱象，并自豪于自身对甲方的强势态度能够超越许多自诩的艺术家。在他的丢沙包游戏的创作前，所有人驻足良久，但少有人仔细观摩作品的细节，它强烈、平铺、引人注目。人们选择了站在这面红墙边上留影，对放在一旁的开奖卡片，大家最关心的是最高奖能够刮出什么，而艺术家则报以腼腆的笑容。这个参与性的互动装置到此为止，就像所有的关系美学作品那样意味深长。
在连廊上，遇见了Maggie和负责亲子绘画工作坊的汪海。Maggie告诉我一些艺术家今天已经离开了，而所有在场的人忙于走完整个展馆，因此她暗示我这种场合可能缺少一点儿促膝谈心的氛围。我留了一张她们带点民国范儿的合影，并抓住短暂的间隙真正的聊了一会儿家常。我们站在那个有点晦涩、感性的综合装置前面——出自郭倩齐的《交汇－血线》。夕阳透过天窗斜照着我们，我意识到整个文化场域的坚固性，即便温热的夕阳似乎也无法穿透。从“四不像”到“因地制宜”，艺术世界的愿景是那么的多，但真正改变的人和事却又那么的少。
文／ Tony 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