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八月初，规划论坛的黄建宏老师跟我讨论，希望组织一个联结台北双年展(简称:北双)与“亚际论坛”的研究小组。我为小组起了个颇有“生产”意味的名字:“工厂小组”，希望将一次性交流转化为积累的进程，于是邀集五位青年研究者(包括我在内来自新竹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的杨成瀚与唐慧宇，以及来自台北艺术大学的王圣闳与徐明瀚)，进行建立知识生产桥梁的系列研究，包括双年展概念、参展艺术家计划与作品，以及展览构成；藉以生产田野调查、思想评论，并推展未来亚际双年展的策略想象。所以，我想这篇笔记不仅是见闻陈述，也是一段生产进程的侧写。
北双以“剧烈加速度”为题9月12日开幕，透过“共活性”的概念，策展人布西欧(Nicolas Bourriaud)讨论人与物/非人之间各种不同关系的可能性。整个九月小组成员进行18位参展亚洲艺术家的访谈，并经过多次的讨论激辩完成各自工作报告的书写。迎来10月10日，约好同参与论坛的老师们观展，并进行一场会前会。观展后，大伙在会议室集合。论坛召集人的黄建宏老师主持让大家彼此介绍认识，并说明接着两天的论坛议题。第一天论坛将以三个主题展开: “物与体制”、“精神生产与物之盛墟”以及“技艺的协商与叙事的支配”。而论坛第二日将针对双年展还能作什么的议题作较开放的讨论。事实上，见面会时大伙已经燃起讨论的热情，例如，张颂仁老师相当关心本次北双的接受状况，“工厂小组”试着概括各方的评论意见以及其他系列论坛的具体状况，似乎很自然地对话就导向几乎成为“惯例”的批判双年展。于是，陈光兴老师试着拉回来，并指出: “十多年前就一直听到各方对双年展制度的批判，但这十多年来，其实批判的内容都是一样，双年展也没有因此改变，问题是到底还能作些什么吧?” 事实上，亚际书院从“西天中土”计划开始就积极介入亚洲各地双年展，陈老师指出，就是为了使思想与艺术可以彼此穿透，建立一些交流平台，而不是单纯地批判机制，反而是利用机制将一些思想工作以及计划倡议得以流转出去，第一天的论坛正是在此意义下展开。
第一天在北美馆的论坛就紧扣北双主题中的“人”-“物”问题而展开。第一场次以吴山专参展的“物权宣言”作为视觉参照的材料，张颂仁老师简介艺术家的基本资料与发展历程，后续发言人将“物”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展开: Samir Gandesha将“物”作为激进平等的条件，而提出政治性的本体论(political ontology); 陆兴华老师透过“物“作为消费对象，以及反向地人的自我消费化、自我物化，进一步以吴山专作品基进地指出，艺术应当成为诸众的力量，再次逆转被物化与消费化的末日; 陈纪仁先生以一个“古物”研究者的角度，重新提出一种人-物关系，企图翻转“使用功能”的定见，透过职人的工作，陈先生认为，人与物之间的“用“不仅是对立，更可能是一种“共活”。 陈传兴老师的发言拉出另一条问题轴线，陈老师一方面补足吴山专作品对杜尚式（Marcel Duchamp）概念的接受／挪用史，另一方面提出宋冬的“物尽其用”对照着吴山专的“物有九用”，进行从抽象概念中，鲜明地将“物牵联着人之生命史”的主题提取出来。同样的关切也展现在声响艺术家林其蔚的发言，善长以非乐器之”物”进行谱曲的艺术家自传式地阐述其创作历程，但当他说: “我不是‘当代艺术家’!”时，他的生命宛如一件作品，质问着日渐体制化的所谓“当代艺术”。
第二场次无法莅临的高士明老师透过视讯现身，他以“人抛弃了物，资本抛弃了人”概括现下世界总是在生产“盛墟”的现实：人总是不断舍弃其所生产的，而投奔消费的满足，但在虚假的消费满足中，人又被资本舍弃了。同时高老师将精神生产的两岸问题具体地提出来：在中国，艺术生产面临着如何介入社会的问题，在台湾则是当艺术生产介入社会之后，又该怎么办？ 于是参照着陈界仁的作品，刘卓老师与黄琪椿老师都从社会与文本的现实层面对陈界仁手法提出问题：艺术作品如何真实地介入社会? 郑慧华老师则响应地指出，陈界仁作品对当代社会的反映，或许不是“写实”的，而是以一种“魔幻写实”反射出问题的真实性，一方面，盛墟景观是陈界仁作品的凝视对象，但另一方面，郑老师认为，艺术作品响应的方式可能不是直线，而是超越既定向度的外部化，试图展现搓揉现实与想象的虚构威力，或许才能针刺具体的问题 ; 最后发言的李洋老师透过陈界仁的作品指出，影像书写抵抗着生命政治的记忆治理，艺术家的技艺在于突破既定的影像阶序，使被抹除的记忆得以不同的形式回返。
以苏育贤的“花山墙”作为第三场的视觉参照，林丽云老师提出，挪用民俗技艺的影像创作，究竟只是又一次台湾狭隘本土主义的“乡土动员”，还是透过暧昧不明的叙事轴线，提出了乡土变态的他种再现? 似乎回应着林老师的提问，陈泰松老师则指出，苏育贤的作品可能是将“内部／乡土”转化某种外部化的他种叙事。呼应对叙事的商确，两位韩国策展人提供他们操练的策略：金宣廷（Sunjung Kim）老师带来今年“光州双年展”参展艺术家如何重述历史问题的事件影像; “首尔媒体城市双年展”（SeMA Biennale Mediacity Seoul 2014）策展人朴赞景（ Park Chan-kyong）先生介绍了聚焦东亚冷战的展览议题，一方面是为隔日的完整报告谱下序曲，另一方面也成为第二日论坛主旨的提示。
大伙带着激动离开北美馆，于第二日另辟战场。试着消化前两日的讨论，希望具体地响应论坛的主题，“工厂小组”首先报告。透过黄博志参展作品涉及亚洲作为世界代工厂的脉络，我先提出，一种现实情境以及双年展作为例外情境的对照，并指出时间尺度的不同，因此当策展人呼吁减速来创造例外时间的共活派对时，基本上同亚洲的现实处境完全脱勾: 我没空(I'm occupied)，没有那个时间。但这种对照其实是反思双年展的起点 ; 唐慧宇便进一步指出，深陷代工作为生命政治之制约的亚洲被剥夺了“感性生产”的时空，她认为，倘若亚际双年展的交流是一个再次起动感性生产的契机，恐怕我们就得捡视如何透过艺术造形的威力回返在地的民间记忆和感性脉络; 同样地，王圣闳以“寰宇主义”(cosmopolitanism)的置疑来响应，透过参展艺术家张恩满涉及“原住民猎枪除罪化”的作品，他指出策展人设定的寰宇主义前题苍白而无法触碰真实境况，但是提出此一置疑不是为了两极化的对立，而是在检视双年展并设想其未来的同时，必须小心双年展的话语生产机制，究竟是以何种形式与寰宇政治的诉求联系在一起？杨成瀚将置疑再次深化，他质问: 任何展览的设定如何不只是对既存现况的“再肯认”(re-affirmation)? 杨成瀚认为，对双年展的设想必须提出“在地民众的位置”以及“将艺术家在政治性上还原为民众”，也就是要展开“问题策展”(Question Curation) ，甚至将双年展作为某种社会运动的模态。徐明瀚提供了可能的策略，他认为双年展不应该简单地代入关键词，甚至经常在关键字根本没有相应的亚洲翻译资源时，每一次双年展的时刻似乎都是大量孤狗的工作(googling): 不断搜寻关键词，试图联系国际策展的语境与脉络。于是徐明瀚提出停止关键词孤狗，转向鹅群喧哗(gaggling from the multitude)，不以概念化的关键词吸声降噪，而是展开诸众喧嚣的构句(sentences)。针对置疑、设想乃至于策略，我也尝试概括小组工作的认知: 在这个“国际策展人”频繁“来到/重返亚洲”的时刻，我们的工作不仅是对国际当代艺术动态的检视，也是进行亚洲思想的强度化(intensification)。具体而言，是在亚际的每个在地进行生产之历史条件的确认，事实上，各种条件之间也反射出亚洲各地的连带性，进而得以分享彼此不同又相互牵联的问题，这既是唐慧宇呼吁的感性生产，也是王圣闳置疑的洞见，以及杨成瀚设想的问题策展，也可以说，这项工作就是徐明瀚倡议的构句运动。
小组报告之后，朴赞景先生完整地介绍以“鬼魂、间谍、祖母”(Ghosts, Spies, Grandmothers)为题的媒体城市双年展，且十分具启发性地为我们揭示: 双年展可以作些什么? 并深化关键问题: 什么是在亚洲的国际双年展的文化政治? 曾经有双年展认真讨论过在亚洲的冷战以及殖民问题吗? 我们有真正交流过亚洲冷战遗绪的问题吗? 在亚际双年展的交流动机下，我们有足够的专业翻译资源吗? 也是说，在亚洲有足以支撑彼此语言文化交流的平台吗? 倘若我们存在着这样多应当作为交流基础的问题现况与历史资源时，我们真的需要来自西方的明星策展人来策划亚洲的双年展吗? 朴先生认为以美苏作为冷战历史的大论述，无法探知亚洲各地政治与文化上无数的复杂细节，甚至无法从现实当中感知到冷战事实上尚未结束，他介绍的参展作品则致力于再次探索、重新开启感知的可能性。接着发言的艺术家陈界仁呼应了这一系列的谈话，他指出，问题不在于抵制国际策展人，而是为何在机制运转之下，我们就甘愿从属于整套的国际话语结构? 他认为，双年展应当是引发事件的时刻，但当我们无法掌握自身社会、历史、文化得以构成话语的脉络时，双年展不仅无法成为事件，甚至正意味着一种从属性。
从第一天招呼认识就已蠢动的热情，直到后两天似乎难以避免地高密度接力发言，我认为作为平台的亚际双年展论坛正是生产一种强度(intensity)。扬弃批判双年展制度的过度坚持，而将问题回到自身: 在台北、在台湾、在上海、在光州、在首尔、在中国、在韩国，甚至在亚洲，透过双年展谈些什么?当制度不过是诈欺惯犯，而国际策展人又总是无能，问题就不是被动地等待介入，而是主动出击，提供新的生产条件。如同小组成员唐慧宇所说的: “当我们在极力批判并且促成机制本身的扭转之时，“生产艺术”同时也意味着，这些生产出的思想线索也正在积极指向着那些尚未到来但即将到来的作品吧!”事实上，王圣闳就认为: “双年展是一种精神分裂: 人与物都因双年展而来，城市市民被它所卷动，于是，它像是无可避免的、两年一次的资本聚集的巨大景观，既是剩（多）余的，又彷佛是必要的。但若持续类似小组的工作，并扩及各个亚洲的双年展，且延续亚际论坛的平台，似乎已在孕生超越双年展的构造。”这种构造或许类似杨成瀚期待的“双年展应该创造艺术(作品)与民间的一种暂时性同盟”，然而，孕育这种潜能，也是徐明瀚的呼吁: “如何不只是利用连双年展态势而顺势延伸出的论坛(这在台北、上海都常常做)，若真的说要渗透进去双年展的，就应该是要从策展仁与艺术家的民间关系上着手，如同本次小组的工作: 寻线访问艺术家、追查美术馆如何提供名单、策展人的互惠条件，停留的工作时间，还有最重要的是，策展人如何与当地艺术家沟通等等，而小组也应该多跑动其他双年展，当不成陪审团，起码可能是某种监督性的观察团。” 我想，历时三天的交流论坛，以及一个半月高密度的小组工作，或许就意味着生产某种强度的主动姿态，这是复杂且彼此渗透的团队工作，推动亚洲各地历史调查、跟亚洲策展人进行项目合作、展开艺术家的田调工作等等，需要许多不同团队成为平台运作的动力。“工厂小组”或许只是拉起了其中的一条生产线。
文／ 陈克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