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三月底四月初，中国美术学院讲座密度很大，往往与上课时间冲突，但学生们还是会权衡喜好，在分内之课与讲座之间做自己的选择。其中也有短期的工作坊，如由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研究院与长征计划联合发起的“世纪：SHENG PROJECT”研究项目。这个计划将以郑胜天数十年的艺术经历作为个案进行一系列的展览与策展工作坊，展览首站将于2016年9月在长征空间举办。现场由高士明、卢杰二位主持，联合策展人唐晓林、张杨介绍策展思路，郑胜天老师亲临参与讨论，与会名单还有艺术家邱志杰、张培力、耿建翌，策展人张颂仁、卢迎华、斐黛娜、刘畑、乔安·伯尼·丹兹克尔（Jo-Anne Birnie Danzker）、舒德哈巴拉特·森古普塔（Shuddhabrata Sengupta，Raqs媒体小组成员），以及学者杨振宇、杨小彦、大卫·乔斯利特（David Joselit）等。与会人员现场讨论了展览思路，并谈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郑胜天老师的个人经历。同时中国美术学院创意媒体策划高级研修班的学生也全部在场，这个为期一个多月的研修班招收了30名来自五湖四海从事艺术及媒体策划相关专业的人士，旨在培养具有超越式思维与跨媒介整合能力的媒介构作者——至于学习成果那就静观其变吧。
纽约城市大学艺术史特聘教授（Art History PhD Program at the CUNY Graduate Center）、艺术史学家大卫·乔斯利特进行了两场讲座与两次研讨会，分别由副院长高士明教授以及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杨振宇教授主持。高士明院长开场便表示：“在美国我最喜欢三位当代艺术史家，其中一位就是David。”
乔斯利特的讲座议题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艺术发展情况，图像传播与挪用艺术案，例如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等，以及艺术全球化与国际风格，同时也提到了一些中国的挪用艺术案例，如石心宁的作品《杜尚回顾展在中国》。挪用概念在产生之初就有“窃取”的意思，与模仿和造假不同，是有意识、有目的对图像的截取，并置入新的语境。后网络艺术的前提是数字文件拥有同时呈现并集中不同材料形式的能力：一个量子的数据可以被渲染成一张打印的照片，一幅线上的数码图像，或是一尊3D打印的模拟雕像。“相同”的信息实际上可以拥有无限的物质伪装，这出喜剧似乎被一个矛盾放大了——最“非物质”形式的数码信息却导致了物质形式的增殖。乔斯利特在他2007年出版著作《反馈：反民主的电视》（Feedback: Television Against Democracy) 里提到：“不要试图反对商品化，这恰恰证明了资本无处不在。”
由于对西方现代性之后的社会与艺术状况尚不了解，内容也并不扎根在中国，所以虽然现状讲座信息量不是很大，但对于中国的大部分学生来说并不落地。中国国内当代艺术的状态从未被纳入国际艺术语境中，对于西方艺术的了解亦仅仅停留在图像本身；艺术市场由外部打入内部，对于资本的感受也倾向压抑。西方学者在中国的讲座对于学生来说更多像是“听故事”，对于其中隐藏的背景并不熟悉，使得讨论环节的提问经常文不对题。
同样，四月初台湾学者何春蕤与宁应斌以台湾社会问题为视点入手的讲座，后期讨论环节提问者的问题竟是心理咨询式的无趣。何春蕤是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讲座教授，同样也是台湾妇女运动的先驱之一；宁应斌笔名卡维波，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特聘教授，《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主编，也是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成员。 两人理论有很大的相似性，都强调了公民透过文明情感的举止，来表明其占据了普世价值的位置。台湾社会通过“娇贵化”来向上攀登，使得“新台独”的基础从以前的政党概念转换为文明优越性。现代性包含的资本主义、理性化、反思性、个人主义化或全球化等概念，都是西方文明的空降，于我们的文明是断裂的，况且西方文明本身亦与其自身的传统割裂。情感挟持了我们的行动，资讯爆炸又带来了情感随之的爆炸，而对热门事件的关心程度在情感爆炸之后又很快平复，而我们表现出的“文明”行为是情感的理性化，兽性被管控，一切都在文明指标下运行，不符合标准的行为被定义为“粗俗”。而其中使用的性别问题研究，同性恋以及抑郁症问题恰恰似乎成了课后提问者唯一关心的话题——问题竟然集中在“我有一个朋友得了抑郁症我该怎么办？”
学院选择优秀学者进行讲座，学生对讲座信息的接受度还是差强人意。优秀学者的讲座只能见缝插针，往往只能起到微弱的作用。无论是艺术还是其他，或许都需要将这条缝再拓宽更多一些。
文／ 董冰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