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FILM & VIDEO
到达威尼斯利多岛的第一天，一位本地朋友领我经过电影节主场馆，溜进主办方接待影展贵宾专用的Excelsior酒店，向我展示《美国往事》中男女主角共舞的大厅，就连不算影迷的我也感到一阵恍惚。接着他指给我看红地毯附近一对盛装的母女，很快我就明白了独属威尼斯电影节的一项本地传统：意大利本国人民酷爱在电影节期间盛装出没在红毯附近，期待被某位大导演相中。红毯的围墙外青少年扎堆，顺手在白墙上涂鸦，好打发明星出现前漫长的等待。我看到一则涂鸦写着: “珍妮佛·劳伦斯我们爱你!”后边补了一句: “中国人我们也爱你!”掐指一算，发现当天走红毯的其实是是枝裕和团队。
遇到不少意大利影评人和策展人都表示对现在的电影节主席阿尔贝托·巴贝拉（Alberto Barbera）感到失望，说他不去世界各地发掘新片，而是坐等知名电影人送上作品。大家都怀念上一任主席马可·穆勒（Marco Muller）——马可创立了富于实验精神的地平线单元，以区别于更偏向大众口味的主竞赛单元。但现在，这两个竞赛单元的选片几乎没有太大差别。一位电影节选片人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选片的过程中并不区分单元，仅将入围作品分为长片和短片。今年两个竞赛单元都充满了种族冲突、父母或孩子骤亡、强奸等剧情，让人每天都有些体力不支。近两年威尼斯电影节参赛作品中美国电影增多，好莱坞和独立电影兼收。今年拿下最高奖的《水形物语》（The Shape of Water）以及和《三块广告牌》（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都很好看。 《母亲!》（Mother!）和《缩小人生》（Downsizing）都很差。而第三世界民族电影的数量减少了许多。熟悉电影节历史的意大利长辈们告诫我不要去看参赛的意大利片，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主竞赛单元只有一部女导演的作品，那就是中国导演文晏的《嘉年华》，一部优秀的女性主义电影。
今年有许多影片都在描述破碎的家庭里白人的悲苦。安德鲁·海格（Andrew Haigh）的《赛马皮特》（Lean on Pete）里，所有最坏的事情，一桩接一桩地降落在15岁的少年身上。故事里的美国底层白人没有任何出路。杰森·罗夫特伯罗斯（Jason Raftopoulos）的《阳光以西》（West of Sunshine）的主人公是澳大利亚一个离异家庭的少年，跟他爸爸尴尬地相处了一天。《监护权》（Jusqu'à la garde）让法国导演泽维尔·勒格朗（Xavier Legrand）拿下最佳处女作和最佳导演奖，讲的也是一个离异家庭。这几部片子年代感都很弱， 父母都不太正面，要么自私，脾气坏，要么有点蠢，小孩都很可怜，观众容易看哭。可是哭过以后呢？
当下紧急的难民危机，种族和宗教冲突等命题在好几部新片里都是推动情节的叙事策略，糟糕的地方就在，它们仅仅是推动情节的叙事策略。以色列导演扎里·格拉德（Tzahi Grad）的《哈本多德》（The Cousin）揭示了犹太人对穆斯林人的歧视之顽固，然而巴以冲突最终被呈现为一场可以靠个人英雄主义解决的闹剧。罗贝尔·盖迪吉昂（Robert Guédiguian）的《别墅》（La villa）是个特别法式的故事，关于三位中年知识分子兄妹的存在主义危机。影片末段，主人公们偶然发现三位难民小孩，在共同帮助小孩的过程中修复彼此关系，得到救赎。法式幽默、机智的对白、去历史化的中年危机总是可以看的，但它的叙事逻辑遮蔽了一个深层的问题——欧洲近来广泛出现的行动主义修辞关注的不是难民本身，而是一种新的欧洲公民身份构建法，人道主义话语掩盖了难民危机本质上是欧洲经济殖民主义的后果。现在我们其实更需要回看十多年前哈内克（Michael Haneke）的《隐藏摄像机》（Caché）。
日本人五十岚耕平和法国人达米恩·玛尼凡勒（Damien Manivel）合作拍摄的《吾泳之夜》（La nuit où j’ai nagé）是一个惊喜。全片跟拍北海道一位6岁小男孩在外游荡的一天，没有一句对白，用的都是非职业演员。影片用平实的视角贴近小男孩的心理世界，是故事片也是纪录片，形式上很接近俳句。相比之下，是枝裕和拿手的对时间和日常生活细微感官经验的捕捉，在新作《第三次的杀人》里都不见了。故事、表演、风格都退步到普通电视剧的水平。
《利维坦》（Leviathan）的导演双人组维瑞娜·帕拉韦尔（Véréna Paravel）和吕西安·卡斯坦因-泰勒（Lucien Castaing-Taylor）在新片《食人录》（Caniba）里将镜头对准日本食人魔佐川一政晚年的生活。佐川一政1981年在法国留学期间猎食他的白人女同学，被捕后因鉴定为精神失常无法判刑，遣返回日本生活至今。该片比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录像装置版本多了一些佐川一政哥哥的片断，这位看似正常的哥哥借助两位导演的在场，向弟弟吐露自己的秘密，原来他经常通过自残获得性快感，甚至在镜头前用尖刀反复刺扎自己的手臂。他无法理解弟弟的食人行为，但这不妨碍他一直照料病中的弟弟。兄弟俩日常的关系成为导演们进入这桩话题性事件的切入点。片子大部分都是面部特写，焦点虚实交替，肖像在记忆，欲望和现实之间切换。数字影像的制作又重新成为一项全程手工的技艺。
在地平线单元里，带有很强实验性的《吾泳之夜》和《食人录》显得与别不同。观众在两部片子的映后问答中都表示看不明白。它们更像洛迦诺电影节风格的片子。《吾泳之夜》的两位导演就是在三年前的洛迦诺电影节上互相认识的。今年洛迦诺电影节的选片人也还在津津乐道他们是《利维坦》的第一个伯乐。
地平线单元里我最喜欢的一部是伊朗导演阿列热扎·卡塔米（Alireza Khatami）的《遗忘诗行》（Los versos del olvido）。故事背景是独裁结束后的智利，主角是一位在入殓房工作的老人，他记忆力奇好，能记得一生所有事情，但就是记不得人名。一次政府镇压游行，将意外死去的平民偷藏在老人的入殓房里，老人决定要给一位无名女孩的尸体办一个体面的葬礼。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风格魔幻加写实，听上去一定很像一部标准的电影节电影。它的确是。故事讲得不煽情也不犬儒，有许多厉害的叙事细节。比如，入殓房的地下档案室没有电灯，老人得在档案室入口插一根线轴，线头系在自己身上，这样他找到档案后才能摸着线返回找到出口。不断滚动的线轴暗示地下室之大，死亡证明之多，民主时代的死亡政治与独裁时代的死亡政治也被联系到一起。
今年的威尼斯是第一个设立VR虚拟现实竞赛单元的电影节，这个单元又细分成三个展区，一是较常见的VR Theatre，一群人在可旋转的椅子上同时开始看同个片子；在另一类Stand Ups作品里观众可以在虚拟的空间里自由走动，三维物体在快要接触到你眼睛的时候会消失；在Installations类别的作品中观众带着VR眼镜身置一个帐篷，一张床等物理空间，真实与虚拟的双层创作让观影感受更加复杂。罗里·安德森（Laurie Anderson）和台湾艺术家黃心健合作推出的《砂之屋》是最受欢迎的的装置类作品，也拿下了“最佳VR体验奖”。15分钟的互动体验时间里，观众独坐在一间帐篷小屋里的板凳上，头戴VR眼镜，双手持两支控制杆，在十来个不同大小的黑暗房间里飞行，滑翔，制作声音雕塑，写字，观赏一棵由词语组成的大树。艺术家最关心的命题还是语言。现阶段的VR制作充满了对起源与存在等问题的探讨。我看到过裸体女巨人，埋葬在海底的螺旋型图书馆，星丛间游弋的蓝鲸......
目前还没有超过一个小时的VR电影，这大概是身体能够承受的VR观影的限度。蔡明亮的《家在兰若寺》是VR Theatre展区时长最长的一部，有56分钟，一共14个长镜头。VR技术为其他传统类型故事片带来不少冲击，比如在VR版本的黑帮剧情片《格莫拉》（Gomorra）里，没有了正反打剪辑的帮助，每到一个新场景观众需要360度快速检视整个环境，以努力跟上空间里所有的对话和运动(我还是漏掉了许多对白)。但蔡明亮实在太适合VR了，他不需要做任何风格上的调整，仍然全是固定机位长镜头，自然主义的表演，VR强化和补充了蔡明亮式的命题，像对肉身与环境关系的探索，对感官而非叙事的呈现等。当大家在追随VR制造景观的潜力时，蔡明亮对气候、湿度、气温、雨水的“调度”提醒我们VR为现实主义艺术电影带来的可能的革命。
VR作品全部展映在离利多岛一百多米的Lazzaretto Vecchio岛上。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两百多年间，这个小岛是麻风和瘟疫病人被隔离的地方，岛上埋葬了共有几千具尸体。 每次开往Lazzaretto Vecchio的小船都让人想起勃克林的《死之岛》。每次摘下VR眼镜，我心有戚戚，不知身是客。诗人布罗茨基一生着迷威尼斯，在《水印: 威尼斯笔记》中他写道: “眼睛在这座城市里获得了与眼泪相似的一种自主性。只是眼睛并不和身体相分离，而是完全驯服了身体… 这座城市没有南北东西之分，它仅有的方向是旁边。你越是横冲直撞努力去确定你的方位，你越是迷失得厉害。” 也许对那些没有国家没有历史的游客而言，这座老城一直是个虚拟现实的世界。
文／ 江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