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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在黎巴嫩内战时期的艺术家瓦利德·拉德（Walid Raad）回忆在美国读书时接触到“街头摄影”（street photography），他想，我们没有这种东西——在黎巴嫩战乱的街头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去架好三脚架，调好光。拉德在后来的作品《老实说，多亏天气》（Let’s be honest, the weather helped，1998/2006）里用彩色小圆片标注出黑白照片里的街道和建筑上留下的密集的弹痕，试图重新发明一种黎巴嫩街头摄影。艺术家的启示“我们没有街头摄影”也是一种艺术史意义上的新知识：战争和死亡让看似稳固的艺术媒介或类型暴露出它们内在的历史偶然性。在这个意义上，2015年在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的基层民主自治实践中诞生的罗贾瓦电影公社（Rojava Film Commune）可以给我们带来许多关于电影的新知识。
北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有55年没有集体看过电影了。1960年在阿穆达区（Amouda）一家电影院发生了一起特大火灾，283名小学生遇难。那场放映是当时的叙利亚政府为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强制学生们参加的（电影放映收入全部捐给阿尔及利亚人），所以这次火灾也常常被看成是库尔德人遭受的一次大屠杀。灾难的记忆过于悲痛，以至于在这之后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再也没有电影院的放映活动，一直到2015年罗贾瓦电影公社成立。为了哀悼和记念死去的孩子们，公社组织的第一场放映是卓别林的《寻子遇仙记》(The Kid, 1921)。
关于罗贾瓦电影公社的巡回展“自由的形式”（Forms of Freedom）在雅典和萨格勒布之后的第三站来到纽约e-flux空间。展场入口的地板上放着两台电视，分别播放着卓别林的《寻子遇仙记》和《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1940）。电影公社成立以后在罗贾瓦多个城市里放映了一整年的卓别林和巴斯特·基顿的默片，不仅因为这两位电影大师擅长描绘弱者的抵抗，还因为一个实际的原因：叙利亚和土耳其政府长期禁止使用库尔德语，导致罗贾瓦许多观众不会库尔德语，默片成为电影与观众连结的最好办法。
对默片的选择也许还有第三个原因。在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出现正好伴随着好莱坞制片厂体系的开始，二战后全球各国陆续兴起的新浪潮运动又与去殖民、民族独立等话语交缠在一起。对于反民族国家、反资本主义的罗贾瓦来说，也许尚未与市场和国族捆绑的默片才是最理想的电影史起点。
电影公社不仅组织放映和讨论，它也包括一所位于达巴西亚（Al-Darbasiyah）小镇上的电影学校，提供为期一年的课程，来自本地和国际各地的老师教授库尔德语、国际电影史、电影理论和各个阶段的电影制作方法，至今已有两期学员结业。与公社一样，电影学校为横向组织，学生可以参与组织的管理。公社的图书馆有许多关于著名导演的书籍，从黑泽明到布列松、卡赞等等。这些书多是阿拉伯语，公社的成员会就地翻译成库尔德语供大家集体讨论。
从电影学校的书目可以看出，学员们不拘泥学习的是好莱坞还是世界电影、经典还是现代主义。但他们似乎排斥“作者性”，从2016年至今创作的影片全部以“罗贾瓦电影公社”集体署名。他们的工作方式和来自叙利亚的另一个匿名集体影像创作小组 Abounaddara有所不同——这个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逐渐成名的小组每周在网络上推出一部短片，通常只有两三分钟长，记录普通人民被战争改变的生活，他们的影像被称作“紧急电影”（emergency cinema）。Abounaddara致力于为叙利亚人民争取“有尊严的图像的权利”（the right to a dignified image）—— 让叙利亚人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反抗西方媒体将他们简化为受害者/极端主义分子的二元形象。如果说Abounaddara的集体创作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安全的考量，以便躲避阿萨德政权对小组成员的迫害，那么罗贾瓦电影公社的集体性则代表了一种有意识地反对“大导演”制度的电影观，他们创作的每部片子都详细地列出了演职员名单，“导演”一项并不比别的角色更显眼。
展出的六部电影公社作品中，除了一部讲述库尔德传统吟唱和音乐的纪录片，其余几乎都是二十分钟左右的短篇故事。唯一一部77分钟的长片《被毁城市的故事集》（Stories of Destroyed Cities, 2016）也由三个独立的短片组成。《被毁城市的故事集》是第一部库尔德语电影，编剧是土耳其导演恩代尔·卡卡尔（Önder Çakar），他也是电影公社的组织成员。在一篇与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的访谈中，卡卡尔透露该片的创作和电影公社的建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电影学校的第一期学员也全部参与到该片的制作当中。一开始卡卡尔是去参加罗贾瓦革命的，他认为抱着拍电影的目的去罗贾瓦是“不道德的”。但是一位战士在得知他是电影人后请求他在当地拍一部电影。他说曾有一位法国导演拍摄过他和他的战友们，如今被拍过的人里只有他一个还活着。也许罗贾瓦的影像全都是“紧急电影”——卡卡尔曾找到一位在饮水厂工作的少年帮忙拍摄一张电影的道具照片，影片还在剪辑的阶段那位少年就已经被炸死了。卡卡尔本人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也遭遇过ISIS的炸弹袭击。
被这种紧急性笼罩的罗贾瓦社会还无法支撑长篇电影叙事。但二十分钟的短片已远远超出了Abounaddara式的媒体影像，开始表现独属于罗贾瓦的时间感受，表现人们在重建日常生活时遇到的精神困境。
以罗贾瓦三个经历战火的城市为空间结构讲述小故事，《被毁城市的故事集》很难不让人想起罗西里尼的《战火》（Paisà，1946）。在科巴尼（Kobane）的废墟上，一位小男孩四处寻找他在战时丢失的狗，路上遇到邻居和民兵的帮助。他被坍塌的屋子砸晕，又被众人救醒。经过街头几张烈士的肖像时小男孩忽而对同伴说，“我的父亲没有死，他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罗贾瓦的公共场合贴着许多烈士的肖像。与阿萨德大肆推行的个人崇拜相反，罗贾瓦不贴活人的肖像，唯一的例外是还在狱中的库尔德革命理论家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在贾扎阿（Jazaa）小镇，一位妻子的丈夫偶然在废墟中发现了一张陌生少年的照片，妻子用白布将照片包裹好，她举行了一场葬礼，把照片埋在郊外的橄榄树下。葬礼结束后她终于又重新开口说话。这两个故事精心地构建出一种日常的节奏，又在故事的结尾让死亡事件穿透这种日常性：原来小男孩是孤儿；原来这位妻子刚刚失去了她的儿子。
电影短片继承了短篇小说的时间性，它们常常开始于事件开始之后，结束于事件结束之前，于是在行动和行动之间，人物的感知被悬置和放大。这种语法结构在罗贾瓦带有现实意味，所有电影性的片段都悬置了社会巨变，在瞬间的时空里一次次重新发明日常生活。短片《Mako Is Cold》里一位入殓师的日常不断被梦境打断，他去工作，买面包，和人交谈，同时经常梦见一位眼窝深陷的女战士，直到故事结尾他在现实中偶遇这位女战士的葬礼。短片《Kera Koh》则更加直白，镜头跟随一位妇女在郊外挖野菜、在市场卖菜。仿佛人物的行动越是简单，影像越显得不可思议。
去年十月在特朗普撤军、土耳其开始新一轮的入侵之后，在罗贾瓦的阿夫林州（Afrin Canton）刚成立的阿夫林电影公社很快就解散了，同时取消的还有原本计划在三个城市举办的罗贾瓦国际电影节。外部形势越是严峻，罗贾瓦内部对日常的生产越是强大。无政府主义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生前的伴侣、作家和翻译家珍妮特·比尔（Janet Biehl）在回忆起去年造访罗贾瓦时忍不住哽咽着说到，罗贾瓦大学已经开始有四年制的项目了，她上次去还只有两年制的工程学位。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看到罗贾瓦电影公社创作的故事长片出现。
文／ 江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