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FILM & VIDEO
只需要“一”：一剂就能让你永远停止呼吸；一个厉害产品就能创造巨额财富；然后是一位意志坚定的行动主义者，她在历史的高速路上设置路障，躺平，阻塞交通，尖叫着“停止”。
在我们的时间轴上，只有一个南·戈尔丁（Nan Goldin）。作为一名无与伦比的女性，她引发了近年来动摇艺术和慈善事业基础的道德地震。几十年来，艺术界一直从事着高端的洗钱业务：为了换取金钱，博物馆和画廊会小心翼翼地清洗如萨克勒家族等富有家族的名誉，去除那些不雅观的商业关系上的污点——无论是武器、石油还是让人上瘾的止痛药。这实际上是对中世纪出售的赎罪券的一种现代改造——这曾是天主教会的重要收入来源，直到1567年才被禁止。这种商业模式在将不宜见人的强盗贵族重新包装为光鲜闪亮的艺术赞助人方面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
在某些方面来看，劳拉·珀特拉斯（Laura Poitras）这部关于戈尔丁艺术和行动主义的引人入胜的新电影《所有美丽与流血》（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的“结论”并不令观众感到惊讶：需要一个大胆的偶像破坏者来敲碎艺术界默许的堕落。戈尔丁当然是独一无二的。她是一个划时代的艺术家和美学上的先驱，一个精明的分析师和一个跳钢管舞的骗子，一个精神病阴影下的童年和被疾病和毒瘾腐蚀的成年生活的幸存者，一个拥抱边缘的局外人，一个善于深入内部的破坏者，戈尔丁在过去五年中通过意志力、精湛的技巧和正义的愤怒，在文化领域实施了硬重置。“我没办法做一个好的布尔乔亚，”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和一般人相处不好。”与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这样的年轻活动家相比，戈尔丁的战绩更辉煌。甚至可以说，她改写了有关改革运动的教科书，如果哪天她的名字成为AP美国历史考试多项选择题的答案也不足为奇——或许本题是关于美国财富、艺术和道德豁免权的邪恶神圣联盟是如何开始瓦解的。
在珀特拉斯的电影中，戈尔丁讲述了她自己的故事，虽然我们可以感觉到她在描绘自己的传奇时有些不自在。这可能有部分战术上的原因。但无论有意与否，戈尔丁都以她的独特性让我们感到羞耻。她抓住了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对于其他成千上万没有采取行动的人来说本应是显而易见的。她为沉睡的巨人注入了生命——数百万受害者，他们从前孤立无援，没有组织，没有共同的愤怒语言，他们的世界已被阿片类药物吞噬。她在博物馆的行为在几个月时间里高度纪律性地反复出现，引发了拒绝萨克勒资金支持的连锁反应，最后，萨克勒的名字被删除。一个既紧迫又令人尴尬的问题是，为什么学院里没有出现南·戈尔丁，学院也同样与萨克勒家族的资金紧紧绑定。为什么没有一个医学院教授——他们的工作据称是治疗——来传递戈尔丁的火炬，即使是在目睹了她的诸多胜利之后？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向其他许多人提问。这五年你是怎么度过的？为什么不是你？
戈尔丁教给我们：需要重复。伺机而动，大喊大叫，不依不饶，守株待兔，钓鱼，跟踪。广告只有在你看过七次之后才会起作用。无论视频获得了多少分享，只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丹铎神庙举行一次抗议都是不够的。必须得是大都会、古根海姆、哈佛、卢浮宫再加上V&A。（如果你什么都做，你就会赢，LBJ 说，这句格言不止适用于选举。）成功的行动主义者必然是极度固执的，一个着魔的人，一个偏执狂。
戈尔丁早就凭直觉感受到了重复的亵渎力量。这就是《性依赖的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1976-）中的驱动力，几十年来，同一群人，同样的情境，同样交织着色情混乱和扭曲欢愉的令人难忘的美学。重复是成瘾的脉搏。这是手淫行为。是一个长螺旋，但它不是无菌的——它会生长。它是成就之母。是最基本、最有效的修辞手段——正如唐纳德·特朗普和普渡制药公司的销售代表们熟练掌握的那样。这种策略并不总是适用于女性，她们往往因为保持新鲜感而受到奖励——每张照片中都有一条新裙子。这与记者的逻辑也完全相反——他们总是关注新事物。（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人会记得记者的原因之一。）
珀特拉斯的电影也从重复中汲取了刺痛的能量。《所有美丽与流血》是对戈尔丁的磨难和付出的一系列快照，这些快照被归纳到便于理解的章节中，标题沉重且不祥（“无情的逻辑”[Merciless Logic]，“只有钱说了算”[The Coin of the Realm]）。对于珀特拉斯来说很不同寻常的一点是，这部电影她从头到尾没有踩过刹车。图像和箴言像滚雪球一样朝着几乎令人震惊的高潮释放。就好像：哈，居然起效了？那些巨大的抱负居然没有落空？戈尔丁的旅程居然没有以悲剧性的逆转结束？
营销天才通常会被请来用他们的才能提高公司利润，但更具天赋的人还有更大的发挥平台。阿瑟·萨克勒（Arthur Sackler）可能会是首批入选医疗广告名人堂的人之一，但戈尔丁却是医药传播领域最新的先驱。来听听她的团体 P.A.I.N.的著名口号：“药片会杀人”（Pills will kill），“萨克勒撒谎，上万人死亡”（Sacklers lie, thousands die）。话语不仅可以撬开你的皮夹，也可以扣上它。（组织首字母缩略词P.A.I.N.——处方成瘾干预现在[Prescription Addiction Intervention Now]是对普渡公司在1990年代建立起来的各种患者组织的反向呼应，这些组织包括美国疼痛协会[American Pain Society]和美国疼痛基金会[American Pain Foundation]等。）
简洁是关键。在珀特拉斯拍摄下的筹划会议上，戈尔丁总结道：“死亡是底线——我们应该做‘假死’（die-in）。”戈尔丁一向擅长让人们尖叫——《叙事曲》的早期观众会冲着投影机大叫，对每一个新图像表示赞同或不满。她知道好故事需要聚焦个体，愤怒需要一个有血有肉的目标。“这很私人，”她在影片中解释道。“我讨厌这些人。”在另一点上，她总结了她的行动呼吁——“停止从这些腐败邪恶的混蛋那里拿钱。”这是反萨克勒行动主义的叙事曲：粗暴、尖刻、无情——是对萨克勒家族曾用来污蔑上瘾者的言论的正义重置。（“我们必须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打击施虐者，”理查德·萨克勒 [Richard Sackler]曾经写道。“他们是罪魁祸首，也是问题所在。他们是胆大妄为的罪犯。”）
公平来说，戈尔丁拥有更年轻的行动主义者难以匹敌的优势：她在上一场瘟疫中幸存——艾滋病流行期间的经历让她身经百战。不出意料，她也是一个酷儿暴露狂。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效的行动主义者同时是一个拥有戏剧天赋的表演女王——是传教士，也是脱衣舞娘。有人会被曝光、挑衅，言语和身体上的冲突所吸引。但真正的老炮善于利用感伤癖（这也是萨克勒家族的另一个镜像，他们将慢性疼痛感伤化；戈尔丁则将上瘾和戒断的痛苦感伤化——她个人遭受的一种折磨，并用完美的音调说出：“这是你能经历的最黑暗的东西，灵魂的黑暗”）。
酷儿暴露狂对挑衅有敏锐的嗅觉。像戈尔丁一样，他们通常在充满尖叫声的家庭中长大。像她一样，有时他们在电梯里做爱；他们在商店行窃；他们用口交代替车费给出租车司机。在影片的某一时刻，P.A.I.N.的娜欧米·博纳兹（Noemi Bonazzi）回忆起戈尔丁问她她的职业生涯是否会崩溃。“我说，‘可能吧。这些都是非常可怕、非常有权势的人。’”不过，戈尔丁证明的是，萨克勒家族及其机构同伙是纸老虎。美国的亿万富翁太不习惯被检视。作为一个物种，它们在适应光线方面发育不良。有机体一旦暴露在光线下，就会枯萎。
戈尔丁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把萨克勒家族拖拽到光线下。没有其他人这么做过，她在影片中提醒我们：“国会什么都没做，司法部也什么都没做，破产法庭让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过都更好。这里是他们唯一被追责的地方，我们做到了。”
珀特拉斯是反叛英雄方面的专家——挑战系统的局外人。结果她的很多电影都是关于男性气质的研究——《第四公民》（Citizenfour，2014）里骑士精神的计算机极客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我的祖国，我的祖国》（My Country, My Country，2006）里家长作风的医生利雅得（Doctor Riyadh）；《风险》（Risk，2016）里时而表现出虐待狂倾向的骇客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
当他们是直男时，很多充满勇气的不法之徒被证明不仅是暴露狂，而且还被指控为性犯罪者。珀特拉斯最杰出的电影《风险》的开场片段拍摄了阿桑奇用牙齿打开一瓶啤酒的场面。这正是戈尔丁的《叙事曲》中可能捕捉到的那种形象，它巧妙地概括了观众与珀特拉斯的主题和信息源之间令人担忧的关系，色情诱惑力、被殴打的风险（无论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持异见的社群中的他者）。
珀特拉斯的英雄往往是反英雄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让人失望。《风险》是对一个有缺陷的救世主形象精彩而细致的描绘——在特朗普时代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当时观众渴望的是关于善恶的简单故事。显然，珀特拉斯不想在她的下一个项目中重复相同的经历。在《所有美丽与流血》中，珀特拉斯拥有了她的完美英雄，一个女人，一个无辜的、有酷儿经历的备受折磨的人，她身上结合了实际问题的有效性与舞台艺术的直觉。
她的其他电影往往唤起人们对差距和不适的关注——比如斯诺登香港酒店房间里诡异的安静与他揭露的信息带来的电闪雷鸣之间的鸿沟，阿桑奇救世主般的野心与他令人不安的缺陷之间的距离。相比之下，《所有美丽与流血》在各个方面都胜出，它是对既成成就的一次庆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更多地借鉴了社交媒体而不是好莱坞：包括怀旧的肖像、最好朋友的标签、煽动性的网络留言、创伤联结——几乎是完全直接的挪用。（与《第四公民》和《风险》不同，珀特拉斯几乎没有在影片中出现；这是戈尔丁的叙述，珀特拉斯并没有发表评论。）这样一来，它更具说教性质而更不容易引发问题。但没有关系；那就让我们从中学习。珀特拉斯长期以来都对行动主义科学感兴趣，对如何整合信息和行动来服务于改革感兴趣。在这里，她找到了答案。
戈尔丁的动员与反对布什时代监控国家的异见者之间存在重要差异。萨克勒家族不是国家安全局。他们不是政府。他们只是一般人，就像戈尔丁一样。 我们生活在一个机构日渐式微、个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时代。从政党到唱片公司，再到杂志和好莱坞制片厂，这种机构权力的消退在各个领域都很明显。社交媒体是一个原因，虽然戈尔丁几乎完全不在其中活动，但她经常被指责在1970年代开启了Instagram肖像风格的美学风潮。（机构权力是否在艺术中明显萎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位策展人最近跟我聊天时评论埃隆·马斯克：“如果Twitter下周消失，那对艺术界的影响将会是——没有影响。”）
碰巧的是，珀特拉斯也通过戈尔丁自身的生活线索追溯了机构消退的的历史弧线。1960年代，在艺术家的童年时期，国家与戈尔丁的母亲勾结，监禁了戈尔丁的姐姐，宣布她患有精神疾病，最终逼得她自杀。1970年代，当戈尔丁还是一名与跨性别室友居住在波士顿的青少年时，警察会在街上逮捕异装的人。当阿片类药物开始泛滥成灾时，精神病院已不复存在，你也不会因为长得细皮嫩肉就在公共场所被警察当作同性恋逮捕。再快进到阿片类药物危机，你就只能靠自己了。没有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国家只是一个保险计划——是付款人，但不是起作用的动因。它会给你买药，但不会支付你戒断的费用。
2021年夏天，在Greenpoint的一次后院烧烤聚会上，戈尔丁在烧烤架附近把我堵住了。她想让我写作关于破产案中的法官罗伯特·德莱恩（Robert Drain）的文章。没有人这样做过，事实上法官很易于攻击，他是普渡通过司法管辖权特意挑选出来的一个有着对商界友好名声的人物。法官实际上拥有保护萨克勒数十亿美元财富免受数千起诉讼的唯一权力。戈尔丁认为他需要感受一下媒体聚光灯的刺眼。但当时我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其他事情上了去了。我没有写作这篇文章。法官作出了裁决。萨克勒夫妇保留了他们的钱。我们必须承担各自的罪过。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南·戈尔丁，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不到。
克里斯托夫·格拉泽克（Christopher Glazek）是一位居住在纽约和墨西哥城的写作者。
文／ 克里斯托夫·格拉泽克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