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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家有四兄弟，邵逸夫在兄弟中排行最小。晚清末年，邵家是当地望族，邵玉轩希望他的四个儿子能继续他在上海建立的事业，做颜料生意。最初一切如其所愿，直到大儿子邵仁杰（原是一名律师，有心扩大他的业务范围）1923年在上海买下了一个破产的剧院后，事情发生了变化。1925年，邵仁杰的公司不再上演舞台剧，开始制作电影，他的兄弟们很快加入进来。大家共同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一个月内制作了一部影片。他们已经开始寻求在东南亚扩大业务的各种可能性，当时，上海的另外六家电影公司，集体联合起来，不允许天一出品的影片进入中国的影剧院。但天一依然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不断扩大业务，公司在东南亚的“帝国”规模，占据了战后的电影市场。
三十年代，邵逸夫的家人将他的名字西化，改为肖（shaw），他 （邵仁楞，后来他将中文名改成邵逸夫）忙于帮助哥哥邵仁枚在新加坡的电影发行事业。同时，另一个兄弟邵仁标也在香港经营一家类似的公司。这家公司在五十年代中期停滞不前，邵逸夫于1957年从新加坡赴港，欲将公司扭亏为盈。不久后他另起炉灶，成立了邵氏兄弟，以低价从香港政府那里买到一片地，在清水湾建造了邵氏影城，1958年影城正式启动使用。两年间，邵逸夫只有一个竞争对手—也就是国泰的陆运涛，后来陆殁于空难，香港娱乐市场这块大蛋糕自然就归为邵逸夫了。
邵氏影城是一家根据三十年代好莱坞而打造的梦工厂。几乎全部都在室内拍摄，从布景和化妆间到海报设计和印刷，明星，导演，其他的主要人物，都住在距离拍摄地很近的员工宿舍。这些影片前期都是无声的，后期配音，制作完毕在邵氏旗下的影院上映。最令人侧目的是邵逸夫自己的别墅，也是他的住处所在地，那里有一个私人放映室，每个新片出品后，他都要在那里观看。七十年代早期，他每年观看四十多部自己出品的影片。
所以后来接二连三的出现一些问题：知名导演李翰祥和胡金铨在六十年代中期去了台湾，更对邵氏不利的是，制片主任邹文怀在1970年离开，带走了一些导演和演员，创办了橙天嘉禾，购入国泰电影厂旧址作为片场。不久后，邵逸夫又没能和童星出身的李小龙顺利签约，他按照邵氏的老规矩，给李小龙的条件很苛刻（长期效力，薪水低廉），李就去了嘉禾。鉴于这些变动造成的状况，邵逸夫有意地增加了功夫片的产量，之后转移到了电视制作上。TVB可谓香港最成功的电视台。
虽然公司的大牌导演可以拍摄自己想拍的影片，但是邵氏的生意经却是不变的。每个人的薪水固定，没有分账制，只有庆功晚宴上才会对有成就者给予奖励。
我只当面见过邵逸夫一次，90年代初，我准备在伦敦的国家电影院做一场香港电影回顾展，见面的时候看，我很紧张地询问他是否可以放映一些邵氏出品的经典。当时他已被封为爵士，主要是因为他在慈善方面的贡献，而且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的豪华大礼堂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的英语几乎没有口音，但对于钱，却有着与英国人不同的直接坦白。他想知道国家电影院为这次放映支付多少钱。我说其他的制作人都免费提供影片，但他对此不置可否，不过最终允许我们免费放映了四部影片。很有可能是香港政府有人出面帮忙了。
虽然邵逸夫是位利润至上的商人，生命后期，他将电影生意上的事，交给妻子方逸华打理，但此前他对影片制作方面确实很少插手。一些导演抱怨他反对他们所中意的项目，不过，当他给一个电影的拍摄开绿灯后，就不再干涉。当然，邵氏兄弟还是将赚钱放在第一位，却也出品了很多经典影片。邵逸夫本人也作为香港电影届的伟大人物而载入史册，同时也身兼多种社会身份。邵氏兄弟（名号模仿华纳兄弟）就如好莱坞一样，为观众留下了在银幕上创造了很多不可磨灭的影像：从张彻阳刚侠义的功夫片，到配乐凄婉哀怨的《梁山伯与祝英台》（The Love Eterne ）(1963)，邵氏帝国为中国流行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作者Tony Rayns 是伦敦的电影人，评论家，电影节选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