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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年底，由于要做一个文章，想和吴天明导演交流，电话打过去的时候，他说他正在重庆参加一个活动，希望之后再约一个时间。当看到吴导去世的消息，心下自然是觉得十分突兀的。我和西影厂的老美工师、导演何志铭先生通话，他是吴导的好朋友。何导演说他最近建立了一个“难忘西影”的微信群，吴天明也在里面，吴在群里面的名字叫“老兔子”，可能跟他生肖属兔有关。前天他在群里发了一个老职工去世的讣告，吴天明还就此做了一首诗。没想到今日遽然去世。他在微信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吴天明，中国新时期电影的拓荒者，以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为证。中国西部电影的举旗人，以电影《人生》为证。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破冰船上的掌舵人，以电影《老井》为证。是中国电影新时期的当代伯乐，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周晓文、何平、芦苇、何平、顾长卫、赵非、曹久平的崛起为证。他领导的地处中国西部一隅的西影小厂由弱小到强大，成为中国的好莱坞，走向世界。他对中国大西北乃至黄土地的奉献，必将与石鲁、路遥齐名，永生长久，辉映人间！”
这一段文字基本概括了吴天明的一生。
一
其实要回顾吴天明的电影生涯，必须从两方面回顾，一个是他作为电影厂领导，一个是他作为电影导演。在这两个方面，吴天明的成绩都十分卓著。要说明吴导演作为电影厂厂长的功绩，网络上资料也已经很多了，无须我在此处赘言，但是我这里说几件见证人的趣闻，比如何志铭导演去年曾告诉我，在吴天明之前，西影厂在中国几大电影厂里面地位寒酸，上影、北影、长影一直是电影业的龙头老大，西影是小厂。记得当年西影厂的片子在上海拍，因为道具的问题需要上影厂帮忙。何导演当年还是美工，他去上影借道具。看门的老头不让进门：“西影厂？不知道。”
当初西影厂的职工很自卑，因为西影的拷贝量曾经是全国倒数第一。据说制片主任上街的时候会把胶片盒子上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字样刻意盖住，害怕被人知道自己的工作单位。西影厂的改变主要是从吴天明当厂长开始的。吴是1983年10月被认命为厂长，那年他44岁。拍摄过《毒吻》的导演陈新中曾经告诉笔者：吴天明被认命为厂长的时候，其实是内定。那时候他们正在《人生》剧组里面，吴天明悄悄地对身边人说：兄弟，以后西影厂是咱们的天下了！次年也就是1984年8月吴天明拍摄完了他的重要电影《人生》。
关于吴天明当西影厂厂长的时候，有人说是因为吴的父亲当时是省农业银行行长有关。但是吴天明在拍《人生》之前的作为电影导演的成绩，应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吴天明1939年出生于红色家庭，父亲曾是游击队长，后来是陕西三原县委书记。但是他小的时候和母亲在农村逃荒。杨远婴教授在梳理吴天明精神谱系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他“与一般第四代导演不同，吴天明没有都市童年，也不具备学院背景，乡土气十足的外貌和爽直醇厚的气质似乎印证着他的农民出身。”这样的背景应该和他之后的创作有关。
吴天明的电影能力，一部分来自于他为崔嵬（《小兵张嘎》《红旗谱》等电影的导演）当场记的经历。那是1975年在拍摄《红雨》的时候，当时吴天明已经36岁，每天给崔嵬导演倒尿盆，但是他不觉得羞愧。他从崔嵬那里得到了很多知识和修养。
吴天明第一次导演经历，应该是1979年和腾文骥联合导演的电影《生活的颤音》。后来吴天明自己对这个电影似乎也很少提，一般的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也是将吴天明的《亲缘》作为他的导演处女作。《生活的颤音》作为1979年的最具有轰动性的三部电影之一，主要创作者是腾文骥。吴天明之所以被作为联合导演，有人说是因为那时候腾文骥不是党员，不能单独执导。
拍摄《亲缘》是1980年，这个电影是吴天明和腾文骥联合导演，其实基本是吴天明一人导演完成。本片是通过台湾姑娘和大陆青年的恋爱，表达了祖国统一的愿望。本片没有为导演赢得荣誉，反而成了吴天明耻辱的标记。多年之后，吴天明还在痛陈自己在这个电影中的“虚假”表达。
“反对虚假”此后成为吴天明的毕生追求，至少他在西影厂执政期间，他一直把追求真实当作艺术判断的第一标准。当他拍摄《没有航标的河流》的时候，就克服了这个缺陷。此片拍摄于1982年，完成于1983年4月。《没有航标的河流》在当时的无数拍摄文革、反思文革的电影中，具有非常独特的气质。本片拍摄了三位在大河上当放排工的农民在文革中的生活遭遇。虽然这个电影仍然有80年代初电影语言的影子——那时候的探索电影追求一种时空美学，经常有频繁的时空错乱切换，同时非常多地使用变焦镜头。这些当年被认为是前卫的电影语言方式，后来被证明是不值得如此信任的。
但相比而言，《没有航标的河流》已经非常沉静了。在80年代初大量拍摄文革的电影里面，真正深刻的不多，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政治正确，有的也热衷于一种暴露和呈现。面对文革这个历史题材，一方面由于反思的力度和反思的方向受到控制，并不能自由表达，一方面也是因为反思者缺乏资源，反思者没有能力去评价历史。这造成了文革反思电影的半途而废。
在这样的情势下，《没有航标的河流》这个电影的哲学内涵，其实没有被充分地理解。电影中呈现了在河流上工作的盘老五的形象，他一直放浪形骸，谁都不能约束他，但是他为人正直，有担当。其实电影强调了他的在自然环境中保存的真正地人性。电影在影像上以木排在河流上行走为主要意象，以船上的人的交往为前景，城市和农村等具有行政力量的地方，都被放置到后景和远景，河流成为影像的主体。这其实是一种权力空间的布局。笔者认为：这种影像设计、开局谋篇其实给予我们很强的心理作用，让我们首先认同了河流上的人的价值。因此这里反思文革就拥有了一个重要资源：那就是一种可以对抗异化政治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
《没有航标的河流》的成就至今来看仍然是非凡的，当笔者和别人讨论文革题材电影的时候，仍然愿意特别地提到它。这个电影完成不到一年，吴天明就升任厂长。他上任后立马实行了很多鼓励措施。
二
笔者手头恰好有西影厂历史，查阅1983年10月8日陕西省委认命吴天明为厂长之后一两年的编年纪事，可以看到他作为电影厂厂长的行动：
1983年12月19日召开厂务会议，评选先进晋升一级浮动工资并设立发明革新奖。
1983年12月30日开厂务会议，鼓励职工报业余大学进修，并报销学费和交通费以及自行车包养费。
1984年2月13－14日召开厂务会议，规定导演可以带着剧本和摄影、美工一起下生活，以提高剧本质量。
1984年3月5－15日召开1984年度创作会议，钟惦斐、刘宾燕等人来做专题学术报告。
1984年2月21日召开厂务会议，规定每部影片的经费要抽取一万块给宣传发行科支配，增加宣传力度。
1984年7月20日厂务会议，决定以后给予高利润和获奖影片重奖。
1984年10月27日常务会议，为鼓励职工读书学习，给全厂职工发放书报费，干部30元、工人15元。
以上的行动是在吴天明新上任的头两年发生的，那时候西影厂还没有取得后来那么耀眼的成绩。但是可以看到他的决心。也是在1984年7月，省政府批准西影厂为厂长负责制试点单位。据说这是全国第一家。没过几年，西影厂就成为全国最耀眼的电影厂，大有战胜北影、上影的气势，事实上在电影文化方面，他的确也战胜了其他厂子。当时在国外放映中国电影回顾展的时候，放映十部，经常有5部以上是西影厂的电影。
现在来看，80年代最重要的电影文化事件，大多发生在西影和上影，尤其是80年代早期，中国电影的中心其实并不在北京。虽然北京的理论界最为发达，当时北京的学者纷纷被邀请到上海和西安等地进行讲座、交流，以满足80年代电影厂饥渴的知识追求。但是从作品的角度来说，80年代早期最重要的电影人是南吴北吴——上海的吴贻弓（他同时作为电影领导和创作者）以及西安的吴天明（也同样具有电影领导和电影导演的双重身份）。
从上面局部的史料来看，吴天明建设西影厂的主要措施是设置大力度的奖励制度，以及加强人才建设。关于人才建设这个方面，也许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挖张艺谋的事情了。当张艺谋1982年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的时候，吴天明还没有当上西影厂厂长。后来吴天明一直要把张艺谋挖到西影厂来。80年代西影厂宣传处长的柏雨果先生去年曾向笔者讲述过这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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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张艺谋拍了《黄土地》，吴天明说，哎呀，当年把张艺谋没有弄到西影厂，是西影的重大失误。以后一直想把张艺谋弄到西影厂，广西厂厂长打死都不愿意，他说你们无耻，当时张艺谋一心想到西影厂你们不要人家，我们广西厂这么穷的小厂，把凯歌、何平他们八个人全部都要了，你们看人家现在成了气候，现在馋了，你们无耻。有一次开创作会广西高厂长说：柏处长你回头跟你们吴厂长捎个话。我说捎啥高厂长？他说，吴天明很无耻，他很不要脸。因为关系都很熟，高厂长也是个搞事业的人，但是他确实很爱惜人才，广西厂这帮人去了以后马上把面貌就改变了⋯⋯”
“当时吴天明拍《人生》的时候一心就想让张艺谋来做摄影师，但张艺谋在那已经在拍戏呢，不能把广西厂台给拆了吧？所以一直到拍《老井》，吴天明说张艺谋你必须来帮我，你来做摄影。咱们一块把这个戏弄好，弄完以后你爱到哪去到哪去。但是一心还是想把他弄到西影厂来！第一步就是把他老婆肖华弄厂里来，没地方交割，就放在我那，在宣发处当资料编辑，那个编辑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好几个想弄来的文人的老婆都在宣发处，包括路遥的老婆。”
其实到现在为止，张艺谋仍然是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人员，吴天明一直也没有把导演挖过来，只挖到了导演的妻子。很多人认为张艺谋是西影厂的，其实不是。另外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的《黄土地》是广西厂制作的，但是很多人都以为是西影厂的。据说当有的人跟吴天明说“你们西影厂的《黄土地》”的时候，吴天明也不加以否认。不过西影厂后来还是借调张艺谋拍了《红高粱》等影片，这是西部电影的重要代表作。
西影厂能后来辉煌如此，不仅仅是吴天明厂长的求贤若渴，还在于其开明、开放的管理制度和制片制度。是吴天明的开放成就了西影厂。他一生耿直，敢言。最近几年吴天明在公共发言时，仍然在毫无掩饰的批评当下电影制度和思想体系。就在几天前西安举行的一次剧本研讨会上，他还在批评中国电影缺乏价值观的问题。吴导演虽然出身于革命家庭，是高干子弟，作为西影厂长厂长也是厅级干部，但是思想上却毫不保守。
三
关于吴天明与西影厂，其中不可遗漏的一个段落是他对于西部电影的推动。西部电影这个名词在80年代曾经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的内涵的电影名词。至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的“西部电影”了，西部电影的淡出在中国也是富有意味的。
事实上，中国西部电影概念的提出就是在上文提及的1984年年度创作会议上，由电影评论家钟惦斐提出来的。他在发言中希望西影厂“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先从银幕上开发大西北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的西部电影包括《一个和八个》、《黄土地》、《默默的小理河》、《人生》、《红高粱》、《野山》、《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秋菊打官司》等一系列电影。这些电影里面的确具有强烈来自中国西部地貌的电影造型。但是西部电影是一个很混杂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些影片中，某些十分符合西部电影概念的作品，并非出产自西影厂，比如《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甚至也有人将《牧马人》看作西部片，因为《牧马人》在西部拍摄，讲述的也是大西北的故事，但是这个电影却是上影厂的谢晋拍摄的。
而且西部片的这些最重要的电影，并非拍摄自陕西，而是拍摄于银川的西部影视城，包括《牧马人》、《一个和八个》、《黄河谣》、《红高粱》等等。笔者曾就“西部电影”这个名词，求教于宁夏影视城的主人张贤亮。张贤亮认为西部片应该是一个年代戏的概念。这就很像美国西部片的年代划定了。张贤亮之所以将西部片认定为年代戏，是因为他觉得中国地域文化的差异，因为1958年前后全国的统一管理和意识形态整合而彻底丧失了。所以西部电影应该是在以1950年代之前的历史为题材的电影。
一个概念的使用当然不会百分百纯粹，西部电影似乎还是可以用的名词。尤其是今天《无人区》（宁浩导演）、《老驴头》（李睿君导演）等电影出现后，西部电影的概念可以继续研究。但是中国的西部片和美国的西部片，是有巨大的区别的。西部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还是在此地理空间上建立的人文世界。吴天明担任厂长前后拍摄的《人生》、《老井》是吴天明电影生涯的最高峰，这两个电影是西部片的典型例证。它们非常淋漓地展现了西部电影的空间特性——这个空间特性（缺水的崎岖的土地）不仅是人生存于其中的偶然的空间，它也参与了叙事，而且这两个片子也呈现了西部片的全部价值悖论。
由于西部电影和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价值悖论不仅仅存在于西部电影，也存在于是寻根文学当中。它们对于中国的根的追寻，对于黄土文明的态度，是既有批判又充满了乡愁的。电影《人生》其实对于路遥的《人生》进行了某种简化和微妙的价值倾斜。小说中的高加林的形象和对于城市的描述都更加复杂，高加林在城市的屋顶上看到的是辉煌的景象，他由衷赞美城市。小说中则更凸现了巧珍所代表的乡土人格的高尚。
《人生》和《老井》的美学都是极端追求现实主义的，吴天明的电影方法就是体现了农民般的勤奋和朴拙、厚重。张艺谋为了实现《老井》中孙旺泉的人物质感，每天挑水背石头，这些已经成为名人佳话，其实里面是电影人的电影方法。《人生》和《老井》整体来说雄浑苍劲。
当年参与拍摄的陈新中对笔者说，吴天明的功劳就是开拓了西部电影，但是他的遗憾是没有把西部电影这个概念搞完整，半途而废。西部电影概念的淡出与吴天明1989年3月底的去国有关。也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其实西影厂以前有一个刊物，开始叫《电影新时代》，西部电影概念出现后改名为《西部电影》，再之后改名为《银海》。笔者认为这个名称的变化本身是有意义的。80年代末期的大众文化里面，黄土文明已经成为一种反动的落后的代名词。西部电影中的贫穷、纯洁、革命等潜在意义系统已经不能与时俱进了。尤其1988年《河殇》里面的对于蓝色海洋文明的礼赞，已经变成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西部电影衰落似乎是必然的事情。
关于吴天明离开西影，有多种说法。柏雨果说，其实他是1989年3月20号离西安的，三月二十五号的航班，当中在北京呆了几天。但是一走之后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把他困到1994年年底。他在美国十分艰难，曾经和女儿一起卖饺子维生。至于他当中为什么不回来，柏雨果曾这么回答笔者的：
“他已经去了好几年了，所以我说你还在还不回来咋办呀？他说回来要有一个回去的办法呀，我说你这是把自己高抬了，现在国内形势不错啦，你回去屁事都没有。他说你说没事，我老婆给我打电话说有事，我说她知道啥呀，现在也没有人关注你，你又没有参与什么活动，所以一直到九五年年初他回来了，在美国待了六年嘛。”
回国后的吴天明是这样自我描述的：
“一切从零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奋斗。十余年来，在朋友们帮助下，我导演了三部电影，五部电视连续剧，在国内外得了三、四十个奖。这些作品唤回了我的自信，也让社会重新接纳了我。”
晚年吴天明的境遇似乎还是有些失落的。他在北京成为北漂。他在西影厂的厅级待遇似乎也没有了。何志铭导演说，他最近还一直想给宣传部写信，希望给吴天明在西影厂留一间办公室，没有想到还没有实行，就听闻吴导去世的消息！
吴天明回国后拍摄了《变脸》、《首席执行官》等电影，但是有人认为他整体没有超越他在80年代的成就。最近几年，吴天明还在继续为电影拼搏，他认为中国电影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但是他拍摄的《百鸟朝凤》等影片，大家都认为美学上早已经过时了，“还是80年代的哪些东西”。一位年轻的电影人曾和他一起工作，他说吴老为人十分亲切，一次走路在附近看到一把剑，他马上抽出来，舞了起来，赢得大家开心后，他觉得很满足。对于他晚年电影美学上的“陈旧”，由于他德高望重，还是第五代的教父，大家都对他十分尊重和爱护，几乎所有人都对他作品中的问题心知肚明，但是却没有人告诉他。
本文经作者同意转载。
文／ 王小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