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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影片《蓝与红》的拍摄历时6个月，艺术家周滔弯曲了传统时空的概念，在广州和曼谷这两座城市的中心广场上采撷着写实的夜光碎片，并从中提炼出一个悬浮在地域概念之上新“时区”。在这个以纪实为方法，却并不指向现实主义的短片中，周滔对广场民众集体膜拜的“幻觉”对象提出了他的疑问。“蓝色”与“红色”都是色彩中不能再被分解的基本原色。广场夜晚的空气中弥散着的蓝光浮沉，这种可疑的梦幻感与红色的泥土、湖泊遥遥呼应。从空气到泥土的介质过渡，我们同样生活在色彩的渐变之中。
人类文明史上可考据的城市广场，最早可追溯到古代雅典卫城。在克里斯典王朝(Clisthène)民主改革的推动下，雅典公民大会／雅典集会(ekklésia)首先诞生于广场之中，倚荫于神庙的广场闪耀着城邦传统下的“神性”光辉，成为了市民集会、议事与思辨的开放公共空间。在雅典广场的高台上，巴门尼德曾宣称了感官世界的虚妄——生灭变换的世界皆是“非存在”，可被感知的事物都是单纯的幻觉，事物背后的那个不生不灭者才是万物尺度之“神”。
周滔的“广场”拍摄计划始于2013年9月。从广州市珠江新城广场的一栋临时会展中心开始。巨大的球体建筑被广场的强光涂抹上半透明的光芒，市民在蓝光浸染的巨大“布景”中随意行走。这个声光陆离的广场之夜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电子巨幕散射出的光线改变着人们的肤色。他们眯起双眼，四处张望，朝向光源用力挥动手臂，与忽明忽暗的光线游戏，放心地将身体没于这场迷幻的夜之嘉年华中。在草坪上拥眠的恋人，我们听不到他们的絮语。
城市化进程的激烈跃进和背后涌动的消费浪潮改写着广场的“舞台”布景。广场被涂抹上了荒诞的光晕，变幻的色温引导人们进行着一场又一场无意识的集体舞蹈与狂欢。而在广场景观背后，引发集体动作的膜拜物究竟是什么？这是一种新型的广场宗教仪式吗？
广州之后，周滔在泰国曼谷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驻地计划。在艺术家的逗留期间，黄衫军民众与佛教人士联合，在曼谷中心广场上进行集会。他们席地静坐，以帐篷作为诉权的堡垒，持续着夜夜不眠的狂欢。民众储备好了足量的纯净水，路边有兜售扇子和黄衫军标志物的商贩，人们在帐篷里阅读或酣睡，女童在流行民谣中扭动着身体。广场的强光让地面发出冷冷的光，为人们带上了不可调控的光晕，改变着他们的肤色与影子的形状。
周滔以一种他者的姿态，对无意中介入的政治事件进行平行式地观察，他的镜头与身体保持同样的呼吸节奏，也同样试图将自己投掷在这场广场政治表演的集体派对之中。
2014年1月，红、黄衫军的对峙进入疲惫的僵持状态。此时，广场中缓慢退步的军队传递出谨慎而紧张的信号。周滔记录下了奔跑的人群等几个片段，而催泪弹的巨大威力令他昏迷了几分钟，致使拍摄中断。他选择在一片林间绿地里完成后续拍摄，手持摄像机奔跑，翻滚的镜头模拟了此前身体意识的反应，借用另一种情境续演了这次遭遇。混乱的奔跑之后，画面定格在巨兽器官般的球体树根。静谧的绿色草坪与终结者般的树根交衬成了一种额外的紧张感，指向同一种“暴力”的心理体验。
广场在现实中作为政治事件的舞台。而在周滔《蓝与红》的叙事中，广场的概念已经从珠三角和中南半岛抽离出来，只存活在这个“蓝红时区”中，政治的意义不在于某个具体的政治事件，而不指向“广场”本源的政治性。
影片的镜头在广州与曼谷这两座城市地标中随机穿插，在臆造出来的“时区”之中，产生新的“广场域”：广州和曼谷的广场情境互为补充，共同构筑一个虚拟的“广场”空间。影片中极少出现空间切换的明确线索，试图回避城市的地标性建造，常常有似乎跳脱出广场视野范围，让你无暇辨认的画面：蔓延地表的红色岩浆在曼谷军队扎营的画面之后出现，随后是深蓝夜空中走钢索的人，巴黎郊区（Goussainville）天井里抛下的绳子…穿插其间的无关画面，狂欢或暴乱前后的静谧片刻，是艺术家刻意的留白，用以清洗和掏空上一场幕景，也呼应了广场散步者的“走神”时刻：《蓝与红》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类似“广场”的开放性公共空间，在阅读影像的时候，观看者如同一个在“蓝红广场”信步的人。
影片的节奏在一次次动与静的冲撞中收紧与拉伸：从广场上的集体仪式与金属矿山区的无人风景; 从悬浮的蓝光到倘佯的红色岩浆； 驻扎的军队与强光下的奇幻夜雨…散逸在空气中的是可疑的色素，而答案似乎隐于血色的泥土和无人的风景之中。
周滔本身拒绝生产性的影像拍摄，如同对广场景观的质疑一样，《蓝与红》是他对事物背后可感而不可知的感觉经验进行的模拟和“重影”游戏，拍摄的土壤是一片“空白的地表”（艺术家语），受到现实中具体事件的撞击后，朝圣于现实背后的那座全知全能的“黑色巨碑”，而我们并不像巴门尼德那般幸运，可以通向女神启示下的真理路径。
文／ 洪雅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