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FILM & VIDEO
作为欧洲最好的纪录片电影节之一，每年十月在葡萄牙举办的里斯本国际纪录片电影节（“Doclisboa”）都为我们带来了无限可能性。今年的电影节秉承了其一贯的的政治性与诗意气质——它将纪录片视作一种不居于任何明确归类界限之内的艺术形式，注重作品严谨的形式感，否定肤浅的娱乐性。电影节拒绝成为仅供电影人展示作品的橱窗或只促成电影买卖的交易场，它在发掘优秀纪录片的同时，也为全世界影人预留出一片产出知识的园地。
在刚刚落幕的这一届里斯本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中，王兵凭借影片《父与子》（Father and Sons，2014）摘获国际竞赛单元最佳纪录长片奖。评审们的这一决定绝对是大胆且富有挑战性的——在81分钟长的影片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情节上的推进或波澜，一切都正在发生却又好像什么也没在发生：在中国西南部地区，一名工厂工人和他的两个未成年儿子住在一间肮脏破旧且只有一张单人床的小屋中，影片透过一个固定镜头纪录着这件小屋的全貌。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能看到大儿子懒散地躺在床上，注意力分散于他的智能手机和家里的电视机上。直到影片接近结尾处，小儿子才进入到我们的视线，接着父亲下班回家，没过几分钟，伴随着父亲的一句“到点该睡觉了”，灯被熄灭，影片结束。在这里，“什么也没在发生”成为了解读这部影片的关键，流动于房间内的质朴沉闷之感，将观者拉入到不得不去思考的境地，我们透过镜头凝视着屋子里的一切细节，现实的落魄与不堪竟也在某一瞬间固结出美感。导演王兵并未刻意将其镜头里的人物和他们所处的境遇强置于政治语境里，但正是这种客观性，将影片中的人物毫无修饰地映射向观者，在观者身上催生出了一种奇妙的情感共鸣。在容纳着“父与子”的狭小房间内，不停闪现出“外面世界”的样子的两扇屏幕（手机、电视机）催眠着一家三口的意识，它们大概是屋子里最为贵重的物件，我们也似乎只能通过这两件载体，窥探出父子间偶尔流露出的些许情绪。
中国影片在电影节上的多次亮相，标示着电影产业在这个国度正悄然复苏。其中最受关注的要数《发课税案15，220，910.50》(Appeal ¥15,220,910.50)。影片纪录了一位艺术家兼社会活动家被中国当局逮捕到拘留间的全过程。而中国当然并不只有一位这样的艺术家，由导演Pedro Cardeira执导的传记纪录片《缪鹏飞》(Mio Pang Fei)，纪录了澳门艺术家缪鹏飞和他的“新东方主义”绘画。缪鹏飞曾言，“新东方主义”是传统书法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在绘画上的相遇，而这部出现在西方电影节上的有关东方艺术大师的影片，同样引人入胜。
本届电影节中最好的一部有关中国的影片（也是迄今我所看到过的最优秀的纪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影片），出自于美国导演史杰鹏（J. P. Sniadecki）。作为哈佛大学感官民族志实验室的成员，史杰鹏曾作为联合导演，执导过两部纪录当代中国的影片——《人民公园》（People’s Park,2012）、《玉门》（Yumen,2013）。今年的作品《铁道》，汇集了史杰鹏用三年时间搭乘火车穿梭于中国繁密的铁路干线上所拍摄的见闻：车厢里，一块牛肚子肉在众目睽睽下被分割成可食用的小块，手握竹质烟嘴的男人在车厢隔间里吐着烟圈，没有座位的乘客躺在散落着大小烟头的火车地板上，早熟的小男孩讥诮地怂恿人群在走道间解决大小便问题…… 车厢里的小世界无疑呈现出了当下中国的缩影：人们依旧在工业革命里狂奔，对发展的渴求带来了人口的不断迁移流动，尽管健全的民主制度在这里尚未实现，但像火车包厢这样的公共空间，却汇聚着来自各种教育背景、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的人群，成为了他们自由谈论大事小事天下事的场所。
另一个在混乱中跌撞前行的社会，催生出了影片《Belluscone: Una Storia Siciliana》。这部记述了贝卢斯科尼与西西里黑手党间关系的纪录片，在导演Franco Maresco营造出的极度风格化的荒诞不经气氛中，揭露了这位已被逐下台的意大利前领导人所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和粗糙的娱乐产业、及他的支持者间的并不十分隐秘的关系网络。影片节奏轻快，画面质感庸俗滑稽引人发笑，伴随着电影评论家Tatti Sanguineti充满讽刺意味的旁白，影片似乎刻意在将我们拉离于所谓的“真实”。但就在这荒诞的表皮之下，不真实却由反向接近着真实。
去年凭借影片《日蚀》（Eclipses）获电影节“新发现”奖的导演Daniel Hui，这次为电影节带来了新片《蛇皮》（Snakeskin）的全球首映。影片以半纪录半科幻的形式展开：2066年，一支已毁灭的神秘宗教留下的唯一幸存者，透过画外音追述其宗派的起与落，拍摄于2014年的采访和电影片段，则作为“过去”构成了他对“曾经”的新加坡的回忆。随着追述的层层深入，这段不同寻常的时空之旅将我们引入到对新加坡错综复杂的殖民历史的思考。
电影节上另两部值得我们关注的影片—— Soon-Mi Yoo的《北方来歌》（Songs from the North，获电影节最佳处女座奖）和Marie Voignier的《国际观光》（Tourisme International），都来自于电影人在北朝鲜的秘密拍摄。而影片《消失的边界》（Evaporating Borders，获最佳调研片RTP奖），则是导演Iva Radivojevic移民塞浦路斯后，对发生在塞浦路斯由移民问题所引出的冲突和极端民族主义发出的思考。此外，讲述了如谜一般的作家杜拉斯，在她的编辑Dominique Auvray的影响下对电影产生兴趣，并渐渐涉足于电影圈的影片《杜拉斯与电影》（Duras et le Cinema），同样令我难以忘怀。我想，正如王兵影片里主人公痴迷于家中的两面“屏幕”那样，电影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的那扇荧幕之门，可以随时为我们打开，将我们带去所处境遇之外的那些“彼处”。而在里斯本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这个小乌托邦里，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在这些“彼处”中所付出的都不仅仅是观看。我们承担着对那些彼处之人和彼处之事，发出思考与关怀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