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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很多人对鄂尔多斯（蒙语意义为“众多宫殿” ）的认知还停留在绒线羊毛衫的时候，这座荒漠性温带大陆气候的城市已经完成一项房地产的创举——可容纳十万人的新城区康巴什建造完工。由于石油的发现和开采，鄂尔多斯变的富裕起来。而新城却在接下来的几年或多或少成为了一处奇观：城里用于安置公务员生活的新型住宅和房产百分之九十处于闲置状态；在谷歌搜索康巴什显示结果的关键字中出现了“鬼城”二字。然而，鄂尔多斯最近的现实要复杂的多，政府已经调动公务员入住，并开始了一项比建房子难得多的迁移工程，即补贴周边地区的农民放弃原本拥有的土地，入住新城。导演宋婷和亚当·詹姆斯·史密斯（Adam James Smith）在一月Santa Barbara电影节首发的电影《宫殿之城》（The Land of Many Palaces） 纪录和探索的就是在这个庞大的城市化工程中不确定的个体经验与现实。
2014年夏天，在未得到拍摄许可情况下，宋婷和史密斯分别跟拍了鄂尔多斯新城北区的社区公务员袁主任和留守在康巴什周边灶火壕村的农民郝施纹。袁主任的工作是劝服周边的农民交换土地，入住新城；而郝施纹所面对是必须做出与其他邻居同样的决定：接受政府优厚的补偿方案入住城市，或是留在他空荡的村庄。《宫殿之城》是一部创作性的纪录片，在平行建立关系的同时，亦对于介于两者间的现实矛盾进行了隐喻化处理，而其非常明确和主观的导演性时刻出现在电影中。
郝施纹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物。他所留守的废弃村落在不远处的大漠对比下，近乎是超现实之地。而他，作为最后一位农业生活的驻守者，经常展现出一种英雄主义的气宇。如同所有电影中的浪漫主义人物一样，他为隐约的危机和作出决定而困惑。同时，更为现实的紧迫是，医生由于附近的邻居都转移到新城同样离开灶火壕村，郝施纹的妻子只能生病在家缺乏医治；另一方面，郝施纹作为一个质朴、保守的农民拥有着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在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中，他如同一个英雄一样进城寻找工作。“找工作”在郝施纹的口吻中真的像是去打猎，而他对所谓文化和城市生活的想象力与其说是不受限制，不如说是完全没有。他用几年前买来的200块钱的手机拨打着街道招贴板上的小广告电话，不幸的是无论是化妆品销售或是餐厅的洗完工，绝大部分的位置需要的都是女性劳动力，郝施纹甚至对求职的语言都没有概念。而当他在超级市场抄起一个冷冻的猪腿问到“这个在这里呆了多长时间了”，摆弄着鱼丸说”这东西还能吃”的时候，他毫无矫饰的对所谓的现代生活反抗。
土地所提供不仅仅是衣食饭饱，也是心智上的支撑。这些住在康巴十农民们被从熟悉的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撕裂出来，很多人可以说是处于半流离失所的状态。在失去了原有引以为傲的农耕技能后，他们成了新的城市人，无事可做，像是一群幼儿园的小孩子。即使开始了所谓城市生活，这些新居民却依旧持有农业户口。 一个关于鄂尔多斯的讽刺事实是，将不宜耕的荒漠改造为农业用地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政策的结果，而被转移的这一代人曾经是土地运动的贡献者和继承者。不过，电影有意识地平衡了现实的复杂性，其中帮助农民适应安置工作的袁小妹作为年轻人的经验更加积极，而电影一个小时的长度更像是一期电视节目，为康巴什未来的不确定性做片刻注释。
文／ 富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