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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版的《十二怒汉》（12 Angry Men），《十二公民》出人意料地有几分好看，这对于没看过之前几版（1954年美国电视原版、1957年美国导演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版还有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Nikita Mikhalkov]版）的国内普通观众,以及对该片有所了解的影迷或者专业人士来说都是如此，不同观影群体或多或少都能从中获得观影快感。原作本身的无懈可击为翻拍片提供了最实用的拍摄指南，但完全照搬只能适得其反，而这正是导演徐昂在影片中做得极佳的一点——挪用中的再创作，或者说，进行了有效的本土化处理。
观察网友对该片的批评，大多集中在场景舞台化，表演话剧腔，群像人物符号化，无法成立的背景假设，结尾的讨好意味太明显，整体缺乏电影感等等——的确，影片中最电影化的镜头应该是那个以男主角何冰为轴心的360度环绕镜头，配之环境声还原的蒙太奇段落。然而这些批评大都带有一种人云亦云的麻木不仁，而这一点恰应和了导演希冀在该片中讨论的现实命题。导演在解释拍摄影片的初衷时谈到：“与观众做一场理智的对话，并为司法系统与普通民众找到一扇沟通的大门，”其在再创作中试图把握的最耐人寻问的一点即是如何在强势的社会舆论的软暴力下不抱偏见的独立思考，保持冷静，并坚持对真相的不断探索。这些问题看似宏大抽象，但却是我们处于当代的社会人都应该补习的一课，如同片中导演设计的这次学生“补考”一样。在我看来，模拟西方法庭与陪审团制度首先便是意味深长又不失幽默的暗示，仅这种形式就极富讽刺和荒诞之感，在虚构中窥视和反思现实生活，效果一点也不比让摄影机穿梭在居民小区中逊色——试比前不久上映的《闯入者》，“现实主义”也只是一种风格和方法罢了。
跟随12位陪审员进入影片的关键场景，即废弃的体育馆之后，我们仿佛打开了国内社交网络中任何一个热门话题下的评论部分，数量庞大的网络暴民们排好队抱好团，等着与对方辩友撕扯对骂。导演正是在这一法律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的大背景下浓缩和提炼出了影片中的11位“家长”，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各不相同，有数学老师，有小卖铺老板，有外科医生，有房地产老板，有蒙冤入狱的小混混，有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有考不上政法大学的河南保安，也有被打成过右派的老人，当然，还有男主角，由何冰饰演的检察官。导演将矛头对准经久不衰，老少皆宜的“富二代”话题，而“富二代弑父”正是普通老百姓仇富集体心理的极端体现，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充分反映在那11票中，进而“投票”便不再是模拟法庭或者一场补考那么心不在焉，反倒化作某种坚不可摧的偏见的明证。如何一点一点用中国人的方式水滴石穿地把票数变成12:0，导演花费了不少脑筋，而借由“为了孩子”这种典型的中国父母的思维方式，导演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剧作上的某种不合理性。同时，本土化充分体现在影片的表演、对话和道具设计当中：北京人艺和国家话剧院的演员班底保证了影片的表演水准，虽有话剧腔过重的嫌疑，却可以将精彩的台词设计内的力量充分释放，建构出基本符合人物的性格与身份特征；又在大量参考原作的基础上融入了具有亲和力的中国方言，京腔、河南话、天津话的合理使用令人物的可信度增高，对国内观众来说也更具看点和趣味性。其中，最出彩的当属韩童生饰演的北京出租车司机，他精湛的演技塑造了一位活灵活现、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底层劳动人物。他老气的工作服，时刻不离身的塑料茶杯，北京大老爷们儿粗犷、不修边幅的外表下，掩藏着的却是一颗慈父的心，他偷偷掏出口袋中的钥匙链瞄儿子照片的细节铺垫使最后的反转不至于太突兀，这一细节刻画亦填补了1957年美国版的遗憾。歧视外地人的北京房东和小卖铺老板也是典型的市侩人物，还有河南保安这类平凡无害的小人物偶尔的滥用私权，导演在讽刺他们丑态的同时也道出了这类群体的辛酸与无奈。不足之处是对假扮陪审团团长的那位学生几乎没有描写，我们感受不到他作为一名学生与周遭11位家长的差别。
导演在封闭空间中努力制造出了生活质感，也许只到达了景观化的层次，但确实找到了某种捕捉当下生活的方法，换句话说，在不放弃观众的同时亦距离要害越来越近，这是一种当代中国电影十分需要掌握的能力。影片涉及的题材处理不当极易变为遭人厌恶的说教或道德绑架，该片虽未做到最好，却足见导演对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理性反思的深度和强度。在外国经典文本与中国当代社会土壤中找到某种平衡实属不易，作为话剧导演出身的徐昂在电影处女作中已经展现了难能可贵的驾驭和调和能力。放映结束后观众们的掌声也许能说明一些冰冷的票房数据无法解释的问题，良性的电影文化环境需要时间，需要沉默的大多数从暗室中慢慢苏醒，而优秀的电影正是唤醒他们的利器。
文／ 赛珞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