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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纪录片导演杜海滨在土灰色的平遥街头，遇见一个身穿绿色军装的少年，他高举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脸被映得绯红，振臂高呼：“还我钓鱼岛，中国万岁”。那一年是建国六十周年，热血小赵昂首阔步、意气风发，高唱“毛主席的旗帜高高飘扬”，这个和毛主席同一天生日的90后少年，对于祖国无比骄傲。两年后扛着国旗、喝着可乐的小赵，到成都读大学。经历了因为家庭的贫穷而不得不四处借钱，又在重庆唱红打黑、初恋、凉山彝族自治区支教等事件中辗转，他对于“爱国”的想法变化了，当兵的想法被放弃，大学毕业回家孝敬父母的誓言也被束之高阁。而这其中真正令其成长的是直面老家祖屋被拆以及因为拆迁而离世的爷爷。满心“爱国”的小赵面对“大家”与“小家”，面对推土机将老房移为平地时，困惑了。导演杜海滨用长镜头轻轻地抚摸着小赵，青春期遭遇的变故，都融在小赵的一行热泪之中。
影片临近结尾时，小赵迎着光穿过一个又黑又长的走廊，墙面上是巨大的宋体字标语：“架起致富的桥梁”。是什么改变了一个少年人的方向？如同曾经的革命信仰变成了片子里以革命为主题的餐饮消费，小赵在片子里面说：“时间是一把杀猪刀，一刀刀的剁，一刀刀的切。”杜海滨则说：“如果我没有拍他，他可能在过另一种人生，这恰恰也是纪录片最残酷之处。”
《少年•小赵》在剪辑和叙事方面具备了丰富的可阅读性。叙事以时间线索展开，小赵的四次哭泣贯穿全片，一次比一次撕裂，一次比一次尖锐。在剪辑方面，一些具备符号意象的片段与小赵生活中的真实片段穿插发展，形成张力，但导演的主观安排并没有凌驾于现实情节之上，而是不动声色的圆融在小赵的真实生活之中。如果说杜海滨的《1428》是率性直觉之作的话，那么《少年小赵》则是导演在周全考虑下的饱满表达。影片节奏沉稳，从开篇到结尾，导演对于纪录片语言的控制力都潜藏在小赵真挚的情感之下，如同以长者视角不疾不徐地记录了一位少年的成长轶事，观众甚至可以听到小赵骨节里吱吱作响的萌发之声。这使得在讨论现实与爱国之外，一个带着青春痘的小赵的形象鲜活澄亮。
不同于杜海滨早期纪录群像式的片子《1428》、《伞》、《铁路沿线》，《少年•小赵》原名《少年与国》，它的拍摄手法暗示着杜海滨由关注群像到聚焦个体的转变。习惯了群像式的叙述方式，并没有让杜海滨在拍摄小赵时落入既有的窠臼。在接受采访时小赵也表示，他不能代表任何人。但从另一角度说，小赵不可避免的带有某种烙印：今天中国的80后与90后，在急剧变化、矛盾爆发的社会环境与信息高速流通的媒体时代被动的生长，一方面，新的生活方式急速地占领着青年人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传统中国的遗产中个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那些约定俗成的“道理”亦继续产生着影响——正如小赵的妈妈说：“有权和有钱，当然选择有权，因为有了权就有了钱”，或者如军训时教官所言：“你要入党，然后提干。”
除此之外，群体生活也是促使小赵成长的侧因。大学生活近乎某种关于群体的“启蒙”经验，小赵也不例外，从高中入大学，从平遥到成都，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家庭，融入周遭。杜海滨的摄影机精准的记录了小赵面对这个陌生、刺激的新世界时蠢蠢欲动的若干瞬间，他似乎将镜头安放在一粒树种旁，记录着其从破土而出到“成材”之间的那些决定性瞬间。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小赵始终没有超越他的年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混沌，甚至自相矛盾，而他就在这样的局面中长大了。其实，并非人长大了，视野开拓了，便不再盲目了。《少年•小赵》其实讲述了一个告别青春，发现自我的故事，虽然这种“发现”未必是“成功”与可参照的。
影片结尾处的镜头意味深长：一座废弃的煤矿上一尊毛泽东的雕像孤单地站立，雕像头部被红布包裹着。导演杜海滨说，煤矿老板因为对主席的崇敬而修了一座庙，但未等庙修好，老板就入狱了，煤矿也跟着荒了，而雕像却因未开光而始终被红布包裹着。
文／ 潘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