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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炮儿》的主人公六爷爱主持道义，讲“理”，而这个理的空间寄托，即是他的身体，一个将“天理”内化于其中的内外合一的身体。影片中时常隐喻着其对于身体“纯粹性”的维护:他遵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执意躲避西医对他身体的破损，维护着“肉身”的完整性。于“心”，情节间接交代老炮儿年少时曾叱咤四九城，后入狱数载，重获自由后靠自家房子经营的小商店营生。故事里年数不详的入狱时间，给予他错过若干可能动摇或者颠覆他处世伦理的政治风波，使得角色的思维世界的时间感凝滞在一个模糊的、大众集体记忆中的“过去”。不同于其他的“老炮儿”，或下了海，或当了教师，或当了工人又下了岗，六爷的身体也几乎没有进入任何制度的空间，依旧依附于四合院里的一间私房和旧时胡同里所搭建起来的人际关系。
抛开对六爷这个亦真亦假的角色真实历史身份的猜测，无论是根正苗红的大院儿子弟，还是平民帮主，着眼于六爷身体所承载的道，则既有人伦道德层面的三纲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有社会道德层面的“亲贤臣，远小人”。他嗜好“讲理”，且爱推己及人，不管是对家门口萍水相逢的野贼，问路的年轻人，还是“新”的公共秩序的权力代言人城管。故六爷身心合一的遵从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规则，视个人道德与社会政治的秩序视为一脉相承，将承载在个体身体上的 “克己复礼为仁”的规范和约束，自然而然的通向“仁者，孝悌之本” 、“五常”等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制度，而道理的终极则被归于自然界的“天”。换言之，其心（知）与身（行）的关系是内在框架向外在框架的扩展，心身不再是双重的构造，而是一个容器中的内外侧了。
六爷的朋友，其他的“老炮儿”们则没有六爷那样的“幸运”，他们的身体多多少参与或受制于不断演化的社会时空。放眼北京城，六爷所代表的四九城式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已越发稀少。他的生活并不具备现代城市化的时间观念，日复一日的遛鸟、溜冰、闲逛，电话也只是个摆设。齐美尔在《桥与门》中曾写道，典型的大城市人的时间是客观化的时间，大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迫使生活要遵守时间，要精打细算与准确——正如片中六爷的朋友烟火儿，在不到一根烟的时间里，希望用钱打发他走。在心的层面，烟火大体是讲“理”的，不然也不会一次次为六爷解囊相助，而其“身”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则显得精于计算。然而相对于片中出现的六爷的其他朋友们，作为私企老板的烟火对其身体还拥有相对多的自由决定力：其他的老炮儿们或在体制空间的栅栏外与六爷短暂相会，或桎梏于家里的妻儿病母，他们的身心丧失了时间和空间自主性的，不“完整”的身体意向则不言自明。如同齐美尔所描述的，他们的身体被贬低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庞大的雇佣和权力组织面前成了一粒小小的灰尘。
小飞和他的90后朋友们爱好飙车，他们的身体看似自由——不需要工作，不会挨饿，不需要作为一个经济的客体被迫在市场上出售。但他们的身体的不完整性更多体现在感知能力的丧失上（心的迷失与缺位）。与小飞的身体一起出场的是高速行驶的改装车，车犹如他/他们的第二躯壳，而在追求速度刺激时，高速行驶中的身体的物理状态强化了他们与真实的社会空间的脱离。城市空间仅仅是他追求纯粹速度的媒介，不是感知的空间，作为驾驶者，他们只想穿越这个空间，而不被空间的内容和意义所唤起——也许北京环路便是缺失内容的景观，只有无尽的冰冷且同质的高架桥，恰好是速度体验的最好选择。和在内城骑自行车的六爷相比，在环路飙车所需要付出的感知与体力都是微乎其微的，刹车，踩油门，不费吹灰之力，而这样形成的身体面对其他血肉之躯的麻木也是情理之中。然而再麻木的人的躯体也不会完全远离“心”的指向而存在，小飞的心便寄居在武侠小说的想象空间里，而这部分身体与六爷身体的相遇便是故事峰回路转的契机。
电影的整体格调是悲情的，作为一种象征的完整身体的倒下，向其他不完整身体的意义传递似乎为电影提供了一个完满的结局。然而，这个相遇是偶然且极富戏剧性的，在真实的世界中，不同的身体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不同空间孤岛中，五光十色的消费场所，门禁社区，会员制的俱乐部，广告牌遮挡着的棚户区等等，使得他们的肉身很难会有机会相遇。一个极端的例子便是六爷和他的儿子，在事故发生之前父子之间形同陌路，而“心”的鸿沟更使得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仿佛世界两极之遥。
孕育六爷完整身体的北京内城，即像是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笔下的“共同体”，又如同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区，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的本质意志建立起来的传统秩序和人际关系的空间。在以六爷为代表一代人的生命里，新的城市社会在尚未形成完好的契约、规章、法理的行为秩序的情况下，以极快的速度和强大的力量消解了承载传统道义的物理世界，随之渐缓而逝的还有一代人的情感、记忆与价值观。人类通过体验先验于个人而存在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来实现存在的意义,而生活世界由既有的物质、物质之间的关联以及丰富的意义构成。在新一代人的眼中，六爷的生活方式是异样的，因为其与他们成长所经历的日趋同质、控制性与碎片化的抽象空间格格不入，作为沟通的媒介空间的消逝使得同一代人之间以及代际之间的经验变得难以被理解与传承，而新的城市物理空间又缺失意义，或被单一的功利主义的价值所殖民。当行走在城市的身体感到孤立无援，缺乏行动的方位感时，我们只能让心徜徉在虚拟的言语想象空间里寻找意义的坐标与憧憬生命的完整性——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电影本身，便是让人们在的想象空间里相遇的一次机会吧。
文／ 高晓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