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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少女时期便成为日本最受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之一的原节子，于1963年在小津安二郎去世数月后退出影坛。这一年她43岁，曾在小津的六部影片中扮演了令人难忘的角色。自此，原节子完全远离于公众视线，在东京郊外的镰仓深居简出，拒绝接受一切采访或拍照。如此嘉宝式的隐居生活（葛丽泰·嘉宝在息影后隐居了50年）不免令原节子的生活浸染了浓烈的神秘色彩，而这也一直持续至去年9月原节子去世之时——她的家人在葬礼后的两个月中一直保守着这一“秘密”。就在原节子去世消息传出的那一周，位于东京银座的东剧电影院（Togeki Theater）恰巧放映了小津安二郎的修复版影片，影院前厅挂有一张巨大的原节子剧照。这张至今已有六十二年历史的照片（出自于小津安二郎1953年的影片《东京物语》）足以触动我们的悲伤和怀念之情。
大部分日本三十年代的电影都已在盟军对东京的轰炸中化为乌有。不过，原节子早期出演的一部影片却奇迹般地从中“生还”。在山中贞雄的杰作《河内山宗俊》（1936）里，原节子扮演了一位总是因弟弟的游手好闲而忧心忡忡的少女摊主小浪。显然，山中贞雄选中原节子出演该片，并非仅仅因为原节子当时处于十六岁的妙龄（她看起来要成熟得多）。山中贞雄在原节子身上看到了一种自然主义风格的表演方式，这种风格跳脱了当时占据了时代剧主流的歌舞伎式表现手法。一年后，原节子在一部当时曾引起极大反响的日本与德国合拍影片中，扮演了一位被从纳粹德国归来的未婚夫抛弃的年轻女性。在这之后，原节子又出演了几部战时宣传性影片。这些影片均被用来响应日本军管政府对自我牺牲和舍己成人的武士道精神的鼓吹。
原节子对于采访（即使是在她的事业鼎盛期）的排斥，使旁人无法确定她对于这些被要求扮演的角色有着怎样的看法。不过，战后她在小津安二郎和成濑巳喜男的影片中的出色表演——几乎总是扮演未婚的女儿、寡妇或闷闷不乐的妻子，将情绪上的痛苦和失落内化于心——则强烈勾勒出原节子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与她在荧幕上所扮演的形象之间的相似性。和小津一样，原节子一生未婚。她在尚年轻时宣布息影，并在此后选择独居。她被无数影迷称为“永恒的处女”，这或许因为她从未传出过任何恋情，或许因为她在小津安二郎的《晚春》（1949）中所扮演的为照顾鳏居的父亲而不愿结婚或迁出的纪子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
原节子本名会田昌江（Aida Masae），出生在横滨一个有着八个子女的家庭。1935年，15岁的原节子通过家族关系（她的姐姐嫁给了当时的日活雇员、左翼导演熊谷久虎）获得了日活株式会社的表演合同。我们永远无法知晓原节子在少女时期所怀揣的抱负，不过她显然对日本电影中由山田五十铃、田中绢代等演员所扮演那些对社会、道德、经济强加于女性的约束和限制做出了公然抗争的女性角色并不陌生。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曾指出，原节子在战后影片中的形象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于日本民众间的隐忍挣扎之状态——他们极尽全力地试图在美国占领时期对传统价值和“现代性”做到调和兼顾的平衡。
在小津安二郎和成濑巳喜男形式化的通俗剧中，原节子“以微笑面对不幸”的形象隐约暗示了日本社会中潜在的社会压力。而比这两位电影人稍稍年轻一些的黑泽明，则将通俗剧推至成熟——由原节子出演的其两部影片对战后生活的种种压力和矛盾作出了更为明晰的审视。在《我对青春无悔》（1946）中，原节子塑造了自信而独立的三十年代中产阶级女性幸枝的形象。她的父亲，一位鼓吹自由主义的教授，因反战观点而遭抨击。幸枝对一名反战活跃分子产生了炙烈的情感，后者在拘留过程中离世。进入和平年代，幸枝决定忠于个人意愿地从事农村文化运动，最终担负起照顾已故爱人农民双亲的重担。在影片《白痴》（1951）中，黑泽明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置于战后的北海道，由原节子扮演的妙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娜斯塔西娅）自青春期便已成为男人的情妇，但她拒绝为自己的过去羞愧，并蔑视那些认为可以用金钱买她为妻的追求者。这两个自信而张扬、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角色是原节子一贯缄默形象的对立面，它们隐约点亮了所谓的“永恒的处女”背后不为大众所熟知的领地。透过这些角色，我们对原节子在日本和在世界范围内所受到的推崇更加心领神会。
托尼·雷恩斯（Tony Rayns），电影导演、评论家、电影节策划者，现工作并生活于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