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黄永生在广州画廊的展览“最慢的风”中的几件作品有明确而强烈个人意味的叙事：因香港版《叮当》（即《哆啦A梦》）配音演员林保全辞世，黄永生在影像装置《魔术道具》（2016）中消除了叮当的形象，只留下孤独的大雄（野比）；《近况》（2017）中的一张张照片记录的是香港TVB电视台新闻主播每一天在电视上的端庄却显得刻板的形象；《一天的长度》（2017）以类似幻灯片的形式展示了艺术家好友自杀的那一天中世界各地的人们拍摄的照片。这些情感充盈的完整叙事娓娓道来，逼迫观者向自身提问：这关我什么事？已为此次展览完成了大量写作工作的黄永生在此为我们再一次自述。
回想起来，这次展览的过程有点像“收拾屋子”，我总在处理一件作品时设想它在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太知道要把它“分类”到哪里才好。不过，从一开始，我便设想这个展览是关于“观看”的。它必然会围着几个问题打转：看见其实是什么意思？或者说“看见”和“看不见”是两件事吗？当一个人想知道更多，把目光向外投放时，他是否能“更了解”周围的世界，或者身边的人？还是，他永远只能处于观看的悬置状态？类似我在展览前言里说的那种只能“袖手旁观”的状态。
对于我自己来说，《魔术道具》说的是一种消失。配音演员林保全的逝世是个出发点，但观众有没有听过他的配音，不会构成太大影响。反而，这件作品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有赖观者对于这套卡通的理解和认识，一个人的确起码要知道《叮当》里头的各个设定，或者大雄和叮当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去进一步“阅读”它。要不然，这作品就只是个抹走了某角色的卡通影像。所以重要的可能不是“声音”，“某朋友的死亡”和“翡翠台”，而是“一种消失”，“一个矛盾”和“一张报道员的肖像”？
关于面对更广大观众这件事，我很多时候是反过来想的。是什么让费尔南多·佩索亚的一段文字在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隔着两三层翻译，到了昨天还能在一张书桌上触动我？是什么穿过了年代背景和个人经历，使一句“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刺中我？为什么小野洋子不过就是把镜头对着一个欧美女人身上的苍蝇，就可以叫我“拍烂手掌”？
所以我总有这样一种意识，常常希望穿过一个无关紧要的“前言”，翻到一个更深的位置，找到“内文”。记录一个主播的表情时，我想的是“一台机器的私人情绪”和“新闻报道作为一个角色扮演”；制作《一天的长度》时，我想的是“当一个人正准备要放弃世界，同时有另一个人出门去拍摄马路”这件事；或是“我和你可能相互了解吗？”。到最后，可能我一直在想的，是“现代”，或者说“当代经验”。
在今天，让我们先别管它到底是“全球化”还是“美国化”，有一点无可否认的是，只要生活在城市的人都会拥有当代经验。我们都在开启电脑后看见过一片草原；我们脑袋中都装着一堆由英文和数字组成的密码（通常由一两个基本密码引申出来），用来登入林林总总的账户；我们都试过隔着一片开了个圆洞的玻璃跟另一个人说话；我们都看过晚间新闻。即使是当我们在讨论“传统”或是“在地性”时，也还是很难避开“现代”这个大背景。
但是我也想，假如我们跳开独立的个体来谈“死亡”，或者“消失”，那不过是在“用概念讨论概念”，而不是真的在说话。我也曾经跌进过这种自设的局里。当时我想，没有人会希望听一个没经验的年轻人出来说故事。所以我觉得“形式就是内容”，过于看重方法，而不是去重视自己的感觉。那时总觉得做一件作品太容易。
其实你也不难想象，今天如果我们把几个念过艺术的人拉到一起，再随便给个主题，比如橡皮擦。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做出件像样的东西。用橡皮擦擦橡皮擦，或者把整本圣经或毛语录擦掉……我们可以想出一千个方案。有地方的话就搞个展览，整个展览就围绕着“消除”或者“反悔”这些概念发展。只是这个“像样”正成了最大的问题。
我不是说形式和内容可以切割开来，只是我们的确时常会面对一种局面：当我们着意要使人家听得明白，谈话必然会变成不痛不痒的聊天。但把“自言自语”搬到他人面前，这又代表什么呢？如果只是叙说个体，而无法由此探索普遍、普世性的事物，尝试去寻找那种能够“穿过年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的东西，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把自己放出来。如何重新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又如何“用自言自语来对话”，对于这些问题我还处于一个迷路的状态。
采访／ 李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