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生于1952年的希腊画家阿波斯托洛斯·乔治亚（Apostolos Georgiou）个展“情景”上个月在深圳“有空间”及“额外空间”开幕。这次展览回顾了艺术家在四十多年前创作的作品，同时展出了若干近作。本文中，这位深居简出的艺术家与我们分享了他关于绘画创作的体会，以及失败如何成为他探索多年的母题。展览将持续到8月11日。
我不会称这次展览为回顾展，我也不在乎这是不是一次回顾展。我对于给自己的作品定性这件事一点也不感兴趣。我时常想：如果我将创作一件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但又在动笔之前死去，那这张画就永远不会存在。有多少幅画要因为我的死亡而不存在呢？艺术生涯终会闭合，但也将永远是开放式的。必然终结的是你的生命，而不是你所关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创作是存在主义式的。
这次展览中的一张画是我创作的第一件大尺幅绘画，而有些作品看起来就像是昨天画的一样。老作品明显更为沉重，而新作相对来说就松弛得多。但是两者的相似之处肯定是非常多的，我在十六岁时画的画和我最近的作品相去也不远。我不是一个会进行激烈转变的画家。在找到某些解决方法之后，我会一直使用这些方法。如果非要说变化，就好比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不再穿T恤，要穿更严肃的正装了——这就是我绘画这些年的转变过程：有了更严肃的装扮。
我不是那种想要将艺术史纳入自身体系的艺术家，我希望能将艺术史排除出我的创作之外。其实，吸收艺术史这件事我也做不到——我不喜欢读书，也没有心情读书，只有心情画画。因此，我从来不能总结关于自己绘画的理论。我并不是自大，而是没有这个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我在做的事情就像写一本独特的书。这本书以一种物质性的、自然的方式与智性产生联系。我当然不是一个反智的人。如果你每天和诡计、陷阱打交道，你如何会是一个反智的人呢？绘画就是陷阱，吸引观者坠入其中。我在陷进去的同时，也非常缓慢地塑造自己的存在，并在这个过程中理解他人。我不常去看展览，唯一一个常去的美术馆是我青年时期在维也纳求学时公寓不远处的美术馆，里面有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他时期的古典绘画。我每天都在那个美术馆里游走，从未注意过什么细节处理方式，而只是反复地走。那种体验一直伴随我到今天。
我视自己的作品为失败，或失败的再现。我创作的母题就是失败这件事。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但赢得了某次战争的人也终将失败。世界大得无法全部理解，事物多得无法一一欣赏，因此无能、挫败感是常在的。我们甚至不能接受恐惧或死亡。在每一个成功背后都有失败。我向往成为英雄，但我知道失败相对于成功来说更让人安心。我们永远不会满足，永远不会完全理解这个世界。不过，我并不想用绘画散布什么悲观情绪，而只是想通过作品去说：没关系，别担心，我也如此遭受挫败。有点儿像一种共同的解脱。但这种心态和希腊的现状没什么关系，而是跟我的性格有关。希腊总在危机之中：政治危机、经济危机、道德危机、社会危机......我觉得眼力好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个世界时刻都处在危机之中。
我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般都是复数的，因为：如果你是这世界上唯一仅存的人类，你甚至不能跟谁分享你看见了一棵挺拔雄伟的树这件事。所以我喜欢绘制两三人的场景。对我来说，绘画中的形象就像国际象棋棋子，我一般每几年会往里面添加一枚棋子，或者说新的主题形象元素，类似创造属于我自己的字母表。我第一个描绘的物件是鞋，因为在过去我尝试制作大而愚笨的画面——虽然这些画面的尺寸比起我在中国看到的那些不算什么——以此营造一种反差效果，所以我往往在大画面中呈现小小的鞋子。鞋子的小尺寸是我选择专注于描绘它的原因之一；其次，在出生的时候，我的一只脚有残疾。小时候，我也曾在深夜尿在鞋子里，因为厕所太远了。我的母亲不给我买运动鞋，因此体育课的时候我就要穿着普通的鞋子。没过几天鞋子就漏了，我只好拿些纸张来补上。我因鞋子吃了不少苦头，这是第一个为我带来强烈情感的物件。在形式上，鞋子也是奇异的。鞋子脱下来还是鞋子，而一件外套只会变成一堆褶皱。这些都是很琐碎的细节，但为什么不能在艺术实践中保留这些简单、琐碎但有趣的细节呢？绘画应当在这个意义上与生命及死亡相联。
我想要以一种“安全”的方式进行创作，去处理那些我熟悉的事物，那些我必须要处理的事物。我熟悉爱，懂得爱，因此有时候也会描绘爱。作品完成后，我就马上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观众，和所有其他观众一样。说不定我是一个“更好的”观众，但这仅因为我的确对这些画感兴趣。
我一般不画女性形象，出于对女性力量的尊重，也因为我承认男性是羸弱的、完全依赖于女性的存在——我相信只有女性艺术家才能更好地描绘女性形象。我在画女人像时，这些形象一般是用以体现男性的软弱。一位女性艺术家可能会去描绘女性的愚笨，但那是她们的工作，我没有权利那样做。人们有时会讨论我的绘画的政治姿态。我的某些作品里会出现一些明显带有政治意味的形象，比如伟人像等。但是我觉得一幅优秀的花卉静物画同样可能具备政治性意义潜能，而一幅糟糕的画无论画的是什么，也只能是空洞的。一件作品的政治意义取决于作品本身及观众的观看角度。我接下来会在塞浦路斯和伦敦举办个展，就像这次在深圳的展览一样，我有点担心看到一些多年前的老作品后是否会感到懊悔。但如果不再因老作品而感到恐惧，艺术家的生涯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采访／ 李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