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特朗普上任后，非裔美国艺术家马克·布拉德福特（Mark Bradford）被视作是在各种层面上代表了新美国状况（即对于特朗普进行全面反抗）的艺术家。除了其公开的非裔同性恋身份外，他近期作为美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艺术家代表，于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期间在美国馆举办了“明天是新的一天”（Tomorrow is Another Day）展览，在展览开幕时发言：“我是一名黑人，但是仅因为我是黑人，并不能说明我代表了整个黑人族群；我也不相信国家的单一代表制度。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我想要做的。”——这种否定性的强调正是在当下此特殊时期内代表“黑人”或“美国”，甚至任一群体身份时要付出的代价。他也为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创作了由32幅画作组成的特定场域作品《我们这些人民》（We The People，2017），这件作品使用了美国宪法内的文字内容（而特朗普称包括此件作品在内的使馆艺术项目为“赔本买卖”）。此次布拉德福特在香港举办的个展展出了可被称作“地图”及“广告”系列的两个新系列绘画作品：前者大尺寸的画布上满是古老或现代时期的地图——包括十三世纪威尼斯城市地图及当代洛杉矶地区的地图等；后者小尺寸的画面上隐约可见“用手机接听来自监狱囚犯的电话”的广告。这些作品规避了过分戏剧性的情感，艺术家以涂抹、漂色、弹线等复杂手段处理的画面讨论了人口流动与禁闭状况的关系。
在创作此次展览里的“地图”系列绘画作品时，我使用了建筑单元线（chalk line）——一种用来为建筑建立网格结构的工具。这种工具的形式在世界各地都是一致的。对我来说，这些大型绘画与与不同文化建立地缘性参考框架的传统有关。有的“网格”是自然、有机地生成的，有的“网格”则是理性推演的结果。我觉得这些区别特别有趣。我一直在创作中使用建筑性的工具或材料，以创作建筑性的绘画表面。每次绷完画布后我就会为作品做一个数字标签，此次展出的作品的画框边缘上就有这种数字标签，而建筑和绘制地图等实践的基础就是主要由数字组成的一个系统，只有这样，土地才可以被清楚地划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绘画讨论了文明的历史，展示了人们是如何去建立这个世界的。这种过程和机制在这些绘画作品里变得明晰、透明。这些作品也直接地展露了木质画框的结构；我非常喜欢那些文艺复兴时期可见明显画框结构的绘画。我们也可以说，这些绘画与绘画的建筑性和底层结构有关。
我们再头来看“网格”。网格不仅是地图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绘画的基础单位之一。在学习绘画的时候，我首先学到的便是网格的重要性——网格与透视的关系，以及与绘画史的关系等；一张绘画作品的底层就是木质网格。物质层面及理念层面的网格都是我的兴趣所在。此外，我也一直对地图感兴趣。古代的贸易或战争地图等总是权力的体现。绘制地图的过程也就是修建道路的过程。在今天，古地图成为了社会学或展开想象的客体，许多人在研究这种文化产物。最古老的文明绘制的地图及现代的地图——比如Google Maps——我都喜欢，当然这次展览并没有直接使用Google Maps之类的卫星地图。其中的一些绘画中使用了老旧地图，观众在确认地图中事物在真实世界中的位置的时候，会因为这些地图的众多特性而感到紧张、悚然。我也向观者介绍，这些地图就是想象的地图，是主观的地图，就像是某种达达实践一样：他们用在城市里行走的方法“绘制”非常主观的地图。而我自己在选择地图的时候倾向于去探索那些极其宏观或极其微观的地图。
此次展览中的小型绘画上有大量的文字。文字一直贯穿了我的整个艺术实践。我把在公交车上、栏杆上或是建筑墙面上看见的小招贴称作是微型广告，这些微型广告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它永远与经济或微型社区群体有关。此次展览里小型画作上的文字是这样的一种微型广告：联系广告主，你就可以接听监狱里囚犯打来的电话（在美国，这是一项有偿业务，囚犯或家属必须事先在某特定电话号码上充值，以接受囚犯从监狱打出的电话。监狱囚犯也不被允许接听外部打入的电话）。因此，这种广告是寄生在入狱的人身上的，基于他们被囚禁的状况获利。这些广告又与经济、种族、阶级及城市地理有关——洛杉矶日晒充足，罕见雨雪天气，因此这种在公共、户外空间的微型广告得以存留很长时间，从而也成为了这个城市中的一种社会考古学客体。
最近的facebook隐私危机与我此次展出的作品有许多联系——我的两个系列绘画分别以各自的方式讨论了如何呈现、分析、使用个人数据等问题。但是我想，我们大概要花许多时间才能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我也意识到，人们终于发现互联网不是安全的了。互联网这个相对年轻的发明曾意味着民主、自由，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对于中国观众，我没有任何预设。我希望他们对我和我的创作抱有好奇心，就好像我对他们抱有好奇心一样。我希望我的展览能够拓展非裔美国人文化的叙事。人们往往都不觉得自己有刻板印象，但又经常只通过一种狭隘的视角去看待他者的文化。如果我们能够将自身及他者视作是同样多元、混杂、复合的，我们便可以开始理解彼此。我最近意识到，中国开始逐渐认识“非裔美国人群体”——而不再仅仅是抽象的“美国人”——这体现在文化、娱乐等诸多方面，我觉得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许多年前，我就和人们说，我想要去中国做展览，他们总会问我：“为什么去中国？”我知道中国在发展严肃的、与西方话语迥异的理论，也有别样的殖民抗争历史，因此我对中国很感兴趣。我关注的是修正主义式的、多元的历史。
我最近有一个礼拜日在香港行走了三个小时，看到了许多女性坐在广场上打牌、唱歌、跳舞。她们看见我就笑了——因为我太高了。我后来听说，这是菲律宾女佣的休息日聚会。我马上想到的是，如果我可以为她们创造、民主化（democratise）一个属于她们的空间，那该多好。
采访／ 李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