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比利时-德国艺术家卡斯腾·霍勒（Carsten Höller）在中国的首度个展以创作生涯初期的作品及在北京创作的新装置作品等集中呈现了艺术家的“方法论”。本文中，卡斯腾·霍勒与我们分享了对于此次展览至关重要且彼此紧密相连的两种艺术实践方法：“自动主义”创作与无限等分法，以及滑梯、残忍的意象与他对人类境况的总体关注。展览在北京常青画廊将持续到6月2日。
这次展览展出了我许多不同系列的作品，但并没有回顾性质，不旨在呈现我长期创作的完整面貌。展览之所以叫“方法论”，是因为我通过它介绍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几乎能够自动执行艺术创作的任务。我的艺术实践生发于这种方法之中。换句话说，遵循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实践。而这种实践完全不同于艺术家在工作室等待灵感。我想要提出或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不应总仰仗于孤独的艺术家突然灵感喷发创作出什么作品来，再由他决定作品的完成状况以及展出时间。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做作的姿态。如何判断作品是否重要，是否有必要展出？什么时候才能宣告作品完成？为了应对这些重要问题，我想提出一种叫做 “自动主义”（automatism）的方法。以这种方法创作的时候，我作为艺术家仅做出一部分贡献，而大部分工作是由这方法来完成的。
因此，我不是在孤独地创作，我的方法就是我的合作伙伴。尽管我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工作室的地方，但我在世界各地有其他优秀的合作者。我的作品总是在我个人能力之外，比我单枪匹马可以做到的要宏大很多。“自动主义”式创作方法将艺术实践带到了一个我个人不可能企及的位置。无论是创作传统意义上的立体雕塑，还是基于一个新的时间观念去创作大型钟表，或是和动物打交道、创作影像作品、抽象绘画——这次展览看起来就像一个群展，但事实上这些彼此大相径庭的作品是由一个单一元素串联在一起的，那就是“自动主义”。
我在创作中往往会刻意抵抗观众想要理解作品的愿望，不希望观众有类似“啊我明白了”的反应，这也是我进行艺术实践的主要原因之一。有时我会对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感到不解，因为不能理解他们的创作动机而感到困惑，但我把这些经验视作一种积极的挑战。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才是有趣的，我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才想要成为一名艺术家的。某种不可理解性是作品的一部分，甚至是创作方法的一部分，而这种不可理解性是当代艺术实践开始的地方。受19世纪德国哲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逻辑讨论的启发，我和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曾共同提出“不饱和艺术”（unsaturated art）的概念，这个概念指向一种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的艺术作品，这种作品继而指向一个超出其本身的世界。
我为这次展览创作的时钟（《十进制时钟（白色与粉色）》，2018）是十进制的，也就是说，一天只有十个小时，每小时有一百分钟，每分钟有一百秒。法国大革命的其中一个举措便是建立新的时间单位和历法，而当时确立的新的时间便是十进制的。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想象成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那么分割就很重要。通过主动地进行分割，一个人将不仅作为整体面目模糊的一部分存在。在这方面，我的方法非常简单朴素，就是无限应用平均分割法。比如，你可以在一个绘画平面或是蘑菇雕塑（《三重巨型蘑菇》，2017）上应用此方法：将一个整体等分，再将分出来的一半等分。50%的50%，以此类推，直到数学原则上的无穷。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概念，因为你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0这一点。《分割圆金丝雀移动装置（外黑内白）》（2018）中不同颜色的圆与圆之间的递进关系也是同样道理。至于鸟笼里的金丝雀，我当然意识到最近有关在作品里使用活体动物的争议，但多年来我一直跟动物打交道——我早期好几件作品里都出现过动物——我觉得动物和艺术的关系非常有趣。动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之前我说过的“不可理解性”的化身：你不可能理解动物的生命存在。我在作品中使用的动物一般都是家养的，而我也永远以合适于它们的方式呈现它们。金丝雀自古便是一种家养鸟类，与其说是一种自然界的动物，不如说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展览中的影像《詹妮》（1992）是我的早期作品之一，其中呈现了十种“捕获、虐待、杀害”儿童的方法。在生物科学的范畴内，这也与某种基因分割法有关，其中的幽默或残忍意象是两位一体的。尽管人类已在进化、遗传的理论研究上获得了长足进步，在切身面对自己的生命、结合及再繁殖时，我们往往不会想太多。现在我自己也有两个孩子了。《双胞胎（东京、纽约、巴黎、圣地亚哥、维也纳、比利时、伦敦、米兰、桑坦德、北京）》（2005至今）由许多对双胞胎的影像堆叠而成，来自世界各地的双胞胎以各种不同的语言进行无尽的争执。每次展出，这件作品都会变得更高一点，因为我每次都要多加一对双胞胎进去。到最后，这件作品会因为过高，在技术层面不能实现，而不再能够展出，尽管依照作品自身的逻辑，它应该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就像某种巴别塔，但很明显，这里面也有“自动主义”的方法在运作。
这次展览没有展出我的滑梯装置。滑梯好像已经变成我长期艺术创作的某种代名词：“滑梯艺术家”卡斯腾·霍勒，或是“蘑菇艺术家”卡斯腾·霍勒。但滑梯只是我众多不同系列作品中的一个，而且在一个商业画廊空间里展出滑梯也没什么意思。滑梯本身是有生产力潜力的，是一种处于疯狂和愉悦之间的结构。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会使用楼梯、电梯，但从不使用滑梯，因为我们总觉得滑梯是给小孩儿玩的。但是如果滑梯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楼梯或电梯，我会很好奇社会将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最简单来说，滑梯是抵抗实用主义的一种手段。
我在创作时不太考虑某个特定地理区域的观众，而更多是考虑抽象的”人类“概念，考虑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对我而言，艺术是一种普遍的语言，它很难被转译为口头或书面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是可以用来沟通的，但它也严谨地依照自己的逻辑运转。我的创作不讨论人类纪，不讨论别的什么政治议题。我想要创作的艺术，是一种超出我之外的艺术，是一种不仅由我自己独立完成的艺术。
采访／ 李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