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苏·蔻（Sue Coe）把恐怖画得很美，把丑陋画得优雅，以精准的理智描绘邪恶，” 已故评论家格伦·奥布莱恩（Glenn O’Brien）在1984年发表于《Artforum》杂志上的苏·蔻展评中如此写道。这句话至今听起来仍然真实。用苏·蔻自己的话说，作为一个“在人生高速公路上双行停车”的人，她在这段反职业生涯的职业生涯中不间断地实践着作为行动主义的艺术。目前正在纽约MoMA PS1进行的展览“图像抵抗”（Graphic Resistance）汇集了她过去四十年的一共五十件作品。展览持续到9月9日。
我的艺术是为在前线的人们而做。那是我的家人：他们不是艺术家，他们是想用艺术当武器的活动家。是他们告诉我一个东西是成立还是不成立，以及我怎么才能让我的艺术更有效。我的有些作品是直接的宣传；有些是视觉新闻。我做编辑艺术家做了很多年——那是我的工作。十六岁，我就开始为报社工作，从此再没停下来过。不过从某个时期开始，这个工作变成了做自己的研究和书，而不是为别人的文字配图。
一般而言，艺术家都以一个系列的作品为人所知，但我比较幸运，有两个系列：仍在进行中的动物权利项目和强奸画，这两批作品目前正在MoMA PS1展出。前一个系列仍在持续，这个过程里我一直都在学习。我觉得动物可以自我解放。它们需要我们的帮助，但不是搞慈善的先生太太们提供的那种拯救和帮助。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如今动物权利完全变成了人类饮食控制的问题——无麸质饮食的问题。动物解放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我一直都倡导废除派的做法：废除一切对动物的使用。但是如今动物权利被扭曲编入了市场，肉类产业通过买断纯素食品生产商来扰乱自身。
艺术的关注范围一直都必须超越人的健康，人的戏剧，以及人的问题。它必须触碰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所有动物的社会公正议题。我最早将两者联系到一起是童年在英国的时候，当时二战刚刚结束，我在空袭废墟中长大，家旁边就是一个屠宰场。还是孩子的我被迫看到了战争、暴力、法西斯主义与动物虐待之间的关联性。一旦认识到这种联系，我就知道一端受害，另一端也始终处于危险之中。
1970年代末我吃纯素的时候，伙伴只有大约十个人。现在在我教书的地方，学生里几乎一半都是纯素主义者。食用动物每次受精都是在被强奸，无时无刻都在被猥亵。只有在这个动物权利运动里，你才能过上“没有强奸的周一”和“没有儿童猥亵的周二。”你可以想象在其他任何社会公义运动中说“我现在想要强奸一名儿童”吗？不能。婴儿学步般的进步是几乎每个社会公正运动都会犯的错误，动物解放运动也不例外。但这场运动不能像婴儿学步般前进，因为动物不是踩着婴儿步走进屠宰场的。它们本身就是婴儿，而它们正在遭到屠杀。
对我而言，在屠宰场工作的人和从全食超市购买动物制品的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在道德层面上是同样的。只不过其中一方通常更穷一点——肉类加工者的职业寿命是六个月。另外，如今肉类加工厂被叫做“捕获中心”了。语言的变化已经超出了奥威尔的描述。
本来的权利运动变成了一场福利运动。我们需要认识到福利主义是如何维持现有系统运行的。福利总被当成从长远来看能让事情变得更好的万灵药，但其实并不是。这也是为什么我给的讯息里包含着某种绝望。但绝不是仅此而已：斗争里是有尊严的。同志关系里是有尊严的。不让自己被洗脑到相信任何问题都能靠市场解决，这也是有尊严的。和1980年代不同，现在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市场能给我们提出什么解决方案了。这一点已经发生了变化。
至于女权主义，《纽约时报》写我的第一篇展评说我是个女权主义艺术家。我一直觉得同时保持两条线索比较难。有人问，“作为一名女性艺术家感觉如何？”那不是女性艺术家感觉又如何？不过，说到我作品中的女权主义内容，更严肃的回答是，我一直将女权主义运动看做是一场被美国统治阶级主导的布尔乔亚运动。如果希拉里·克林顿打破了玻璃天花板，会给现状带来任何改变吗？
我现在更加集中精力在手头上的事：打倒川普。我睡觉时都在干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