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新展“未完成”以1929年编定的南京城市规划方案《首都计划》为起点，却没有止步于文献展示——十余位艺术家受邀针对《首都计划》中已实现与未实现的计划进行漫游与创作，他们提交的作品中既有绘画、雕塑、影像、装置，也有在南京城内发生的工作坊，这些作品与老的书信、照片、纪录片等一同在三层空间中逐步铺陈展开，最终以张永和以“寻找”为主题的视觉装置收尾，共同完成了一个美术馆内的微型空间计划。艺术作品与历史文献的相互交织，参展人、作品与展览本身呈现出的高度混杂，为讨论《首都计划》的现实意义打开了可能性，也是对“地形学”工作方法的又一次实践。策展人刘林在本次访谈中分享了“未完成”展览推进过程中的种种思考。展览将持续至2020年5月17日。
“未完成”是四方当代美术馆“地形学”项目的第三回。“地形学”主要讨论南京的历史空间，有些是具体的空间，有些则更抽象。项目前两回分别是关注南京墓葬空间的“麒麟铺”和关注四方所在山区的“山中美术馆”。这次的“未完成”是讨论1920年代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南京的现代化改造所制定的城市规划方案《首都计划》——我们甚至想过直接以这个方案来命名展览。《首都计划》可以被视为一个现代国家刚建立起来时的一部宣言：对内宣示自己是正统的继承者，延续了民族的传统；对外要展示自己的现代形象，不仅是观念上的现代，还要通过一座实体的城市展现出来。因此《首都计划》从来都不只是针对城市空间，更应当被视为一份微观的现代性的总体方案，以南京为试点折射出整个国家对现代性的渴望与想象。当然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完成。
需要发问的是，这个方案的现实感在哪里？和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即便关注的是历史问题，那种和现实完全没有关系，只局限于案头的书斋式研究就比较局限。研究过程中我发现《首都计划》的参与者们的立场、态度、趣味、审美各不相同，也导致了特别混杂的现代性的面貌。这个展览想传达这种混杂感。从这部方案出发，参与的十几位艺术家们的作品和《首都计划》交织在一起，在大的结构上是作品与历史文献的交织，在小的层面上是想法上完全相左的人和概念之间的交织。《首都计划》是1929年12月完成的方案，距离现在正好是90年，那么这个展厅也相当于一个重新去演绎这段历史的微型空间方案。参与这次展览的大多是偏研究型的艺术家，且大多对历史话题感兴趣，甚至有些就是对建筑和空间问题感兴趣，同时我们也会考虑艺术家们是否善于与空间对话，展览要讲述《首都计划》，必须在空间上有所体现。起初文献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后来有意做了压缩，希望文献还是作为艺术家作品的注脚出现，因此在作品与作品，文献和作品的空间关系、内容互文上都做了考量。
在策划展览的过程中除了纵向的历史对比之外，也做了一些横向的比较，比如南京和三十年代欧美的比较，比如1933年的《雅典宪章》等。我最早以为这种混杂感是二、三十年代特有的面貌，后来意识到这种面貌其实一直在持续，是一个未完成的系统工程。如果前几年讨论这个话题还会觉得和我们的现实有点距离，但这两年全世界范围内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回归的趋势，会让我觉得在当下做这个项目突然有了现实感，像是历史的投影。参与《首都计划》的人们在当时局势中折衷妥协又无可奈何的态度和今天的我们没有本质上的变化，这产生了一种历史上的切近感。值得一提的是，《首都计划》是有一些空间上的东西保留下来的，这部计划另一种“现实感”在于你走在南京的大街上时无法忽视它，比如说，南京的梧桐树就是那个时候引进的。不过其实在南京大规模种植梧桐树是在建国之后，民国时期只种了一两千棵，大家都认为梧桐代表了一种民国的意象，事实却有悖我们的认知。类似的，我们讨论民国的历史，讨论它和现在的关系，但两者之间是绵延的，不会在特定的时间点突然断裂。就像《首都计划》中讨论民族固有式建筑，后来我们看到在“十大建筑”里还是在延续着“大屋顶”的形式。一直到改革开放，我们终于有机会摆脱民族主义和苏联集体主义建筑风格的影响，接着开始新的混杂。很少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最前卫的和最保守的事物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在一个切片里能剥离出很多层次，出现十几种向度，这也是展览试图讨论的问题。展厅只是一个开始，提出一个问题，希望用比较身体化的方式介入这个空间，后续相关的更多讨论和活动会通过出版物的形式积累下来。
我在南京生活，但是对南京未来的规划不太关心，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是总体规划的结果，它会以很身体化的方式在我身上呈现出来。我更关心现在的人和那段历史在感受上那种抽象的、泛泛的、甚至有些抒情的关系。学者容易沉浸在档案中，艺术家则没有那么多的历史包袱——艺术家就是要提醒前者从档案里解脱出来，多一些现实层面的东西。“地形学”最终关注的是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要在这座城市、在特定的场所里用身体去闲逛、去体验。相比于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地形学”的学科性没有那么强，但首先要把自己的身体感觉调动起来。别去问这棵梧桐树是什么时候种的，而是问它给我的感受是什么。
采访／ 周渐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