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灾难的他者化似乎是一种惯性。作为事件存在的灾难意味着它会以某种方式宣布告终，但在曹明浩和陈建军的“水系”工作中，灾难是以“流变”方式持续存在的。2019年，作为“水系”项目的一个微观现场，他们在上游羌寨与当地人共同搭建了一个“不能避难的避难所”，这个建筑结构指向的是“灾难”和“避难”语义之下的结构性问题。两位艺术家进入“水系”网状脉络的起始点是对四川震后状况的思考，从《水系博物馆》（2015）到《水系避难所》（2019），他们与当地居民共同合作和实践，探讨并呈现重建政策下的生态变化和居民生活之间的纽带关系。
近半年来我们考察了岷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和规律，还存在的非现代生活、原住民智慧和生态学，这帮助我们去思考自身现成的知识系统，以及“水系”项目的田野重回到现实的问题。
在长期的“水系”工作里，一直能感觉到生态的异化在发生。作为地方性事件的地震已经过去了，但它是结构性中的一环，于是无论从时间或是地质的角度，都需要我们去试着研究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灾后重建论述？地震后政府的政策和灾后重建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又是以何种方式在后延的时间中对事件作出回应和讨论？当《水系避难所》中探讨的“灾难”与“避难”成为了日常，我们感受到彼此的情感、距离不再是停滞在具体的物理尺度中；我们思考的是灾难的基底及其结构，以及如何通过工作将它打开。
2010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议题是“消失”。“水系”计划的创作主要是在处理水系流变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消失”背后存在一个脉络，疫情、气候以及“水系”中具体的地方性问题实际上是彼此勾连的。“水系”的研究起点是位于岷江地势落差处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它在1982年国家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化以后的都江堰成为了民族国家运作水的一个“装置”。然而，成都平原的现代化进程对于水物质的需求，需要连续的现代水系治理与世界水利技术，如上游紫坪铺水库的修建，但这也彻底改变了都江堰的水系生态脉络。此外还有一个变化，即在全球化的新技术条件下，岷江、水、周边复杂的地质环境都以数码技术中显示的形态出现在可控的设计中、讨论中。
《水系博物馆》（2015）是我们进入“水系”下游的切入点。我们将当地一艘闲置船只作为与现场联结的场域，使用当地的废弃木料并在上面写满与水有关的记忆，以它为记忆书写的载体呈现“水系”演变的隐喻。我们制定了沿着“水系”的运输路线，邀请两岸居住者参与持续的共同建造，最后将船只运至都江堰玉垒山展出。都江堰的历史语境基本是推至1949年以后，《水系博物馆》聚焦的是这期间“水系”不断被重组配置的固定论述问题。
当工作从都江堰推进到了上游，在地质语境下，能体会到与都江堰以下区域完全异质的时空。《观测点》（2019）的录像是与一位流域地质学调查研究工程师合作，从地形的观测呈现出地质时间、技术意识和流域空间的迁移状况。在地形丰富的岷江非人类中心流域，我们想要以地质的时间场域探讨现代性与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影像《水系避难所》（2019）试图以一种动态的方式延展灾难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在偏远的高山峡谷内羌人村落，我们找到了震后由全寨参与修建的传统羌族房屋，这种建筑再次连接起整个村寨的互动关系和在地材料，然而却在震后重建主导的“现代生态技术”标准外。于是我们用当地的震后废旧木料，与羌族的参与者一起搭建了一座不遮风雨的“水系避难所”空间装置，叠加在这个由当地传统技术建造的建筑的空间顶部，并在空间内部与参与者共同思考可持续的居住可能，以及讨论李子种植作为重建的经济政策，虽然为当地创造了不断增长的市场，但也威胁着可持续的传统农业，作为伴随农耕和建造活动存在的羌语由此面临衰微。
这些在地的工作触发了我们关于“避难”的进一步思考：在这个岷江流域生态异化最多的地方，为什么这座现代技术史上的失败工程（影像中前苏联援建的电站大坝）所遗留的技术意识未引起足够清醒的反思？为什么当下的生态现实还仍未被深刻地认识？治理语境下的“避难”是以预设“灾难”的单一逻辑展开的，而对于居住在这里的羌人而言，这里所有的事物都会触及他们的生活，远比那样的逻辑复杂。
采访／ 芮兰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