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此时此刻，数百万人正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脱离“真实”世界，进入虚拟空间。在后者中，“社交距离”的规定无时无刻不在被遵守的同时也安全地僭越着。在这个混合了对世界末日的恐惧与对乌托邦的向往的时刻，还有谁比曹斐更有发言权？这位现居北京的艺术家致力于通过虚拟、增强和混合现实处理社会动荡和高速城市化进程等问题，同时测绘疏离与爱的新能量。本文中，曹斐谈论了她正于伦敦蛇形画廊举办的多媒体展览“蓝图”，展览将持续至2020年5月17日（目前画廊因疫情影响暂时关闭，重新开放日期待定）。
我的世界是自治的。它与现实对位，可反复进出，用于漫步、出神、眺望和抽泣，反复无常，远离我所认为的硬核“世界”——那些制度、标榜、宣言、对峙与反抗。或许我是一个富于幻想的悲观浪漫主义者。在古代中国，那些被边缘化的文人墨客寄情山水，细腻地复刻一山一水的皱褶，那不也是现实世界的另一种对位？
在展览“蓝图”中，我重访了我去年在蓬皮杜中心的展览“HX”中的几条主线：中苏关系、中国近代计算机史、北京城市化变迁，其他方面则涉猎了中国科幻史和单位电影院史等等。基于对前期调研的咀嚼，我的电影《新星》（2019）和与其相关的虚拟现实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2020）有了更为复杂且开放的结构。我不认为我的作品是非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的。它们在不同的背景和世界中追踪各个角色的命运；我始终让人物的情感关系占据主体位置。比如《谁的乌托邦》（2006）里的工人，《Asia One》（2018）里的情侣，《La Town》（2014）里一对男女缠绵的对话，《监狱建筑师》（2018）里当代的女建筑师和昔日的囚犯，《我·镜》（2007）里中国翠西（China Tracy）在虚拟世界中的奇幻之旅。在《新星》（2019）中也能看到超越历史时空的父子关系。
虚拟现实的沉浸能力被过于夸大了。事实上，虚拟现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让人难以沉浸。它沉重的头戴设备、让人眩晕的眼罩、意识与操作手柄之间的延迟、画面的转场以及弹出的提示信息都在无时无刻地提醒着人们其与“现实”相斥的关系。虚拟现实很难达到电影所能提供的共情。但我还是想探索虚拟现实的边界，尝试超越美、震慑和互动。我很想发掘虚拟现实所具有的蛊惑性，或是思考其能否干扰我们的已知经验。虚拟现实将如何改变我们的记忆与我们的梦境？
其实我们永远不会了解真实，包括历史的真实性。这些并不重要。我们只能寻找一些真实的足迹。我近期的项目考察了中国早期的计算机。当时同苏联专家一起参与制作计算机的工人现在都在哪里？苏联专家在中国留下了哪些技术和意识形态？在蛇形画廊，我们重建了北京红霞影剧院的大厅和厨房。以前在影院附近的工厂里工作的那些计算机工人曾是这个影院的主要观众，这里也是我工作室的所在地。为了给高楼大厦腾出空间，这个建筑将很快被铲平。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找回了流浪在外、原属于这个影剧院的放映机和发旧的电影票，这些真实的物件成为了重建的一部分。
但我的工作不是像历史教科书那般重新梳理事件，也不是尝试为人们揭开一段被人遗忘的史实。那些是博物馆该做的工作。我只是在废墟上建了一个马戏团，掀开帷幕给人们变法术；在地上抓起一把沙子向空中抛洒，它变成了雨。在“真实”世界和网络空间中，我们像三文治一样被夹在中间。注意力被加速和稀释过后，我们快速地接纳一切变化。甚至来不及质疑，我们的思绪便被朋友频频转来的可笑视频打断，又或是雀跃忘情于我们的自拍在10分钟之内收到的几百个“点赞”。多即是少。一切被数据化，一切为数据而表演。人们一边批判，一边起舞。当我们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许也未曾有“活过”的感受。
采访／ Zack Hatfield
译／ 付丛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