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在过去八年中，韩国艺术家南和延（Hwayeon Nam）以崔承喜（Seunghee Choi，1911-1969）这个人物为线索，对社会和历史编舞以及从时间上进入文献的另类途径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崔承喜出生于日本吞并朝鲜半岛第二年，她不仅是韩国现代舞蹈的开创者，也因为其生涯经历了殖民统治、意识形态冲突和半岛战争而成为民族偶像。她14岁开始在东京学习舞蹈，后来多次在全球巡回演出，她的观众和仰慕者里包括查理·卓别林、让·科克托、三岛由纪夫和毕加索。崔承喜的影响在当代韩国颇有争议。她被描述为一位都市新女性、亲日通敌者、嫁给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产党员，并于1946年叛逃到北朝鲜。在那里，她参与建立了舞蹈学校，在政府部门就职，最后在1960年代失踪。本文中，曾代表韩国参加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南和延讲述了她在首尔Art Sonje中心的展览“心灵之流”（Mind Stream），展期为2020年3月24日至5月10日。
在听到一张1936年崔承喜翻唱比利·科顿（Billy Cotton）1933年的民谣《意大利花园》（A Garden in Italy）的录音后，我第一次觉得必须把她放进自己的创作中。她的一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差不多活跃在所有文化前线，还主演了由日本文艺评论家今日出海（Kon Hidemi）执导，根据崔承喜在日本发展事业的自传体故事改编的电影《半岛的舞者》（Dancer from the Peninsula，1936）。听到她声音时的亲切感仿佛缩小了我和这个遥远的历史人物之间的隔阂。我开始对她的艺术追求感到好奇，当那些常常附着在她身上的形容词——传奇的、悲剧的、美丽的、政治的、非政治的等等——被剥去后更是如此。纠缠在当时政治动荡（日本的殖民统治、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战争）中的她的人生故事常常盖过她的现代主义艺术。
2012年的表演《意大利花园》（A Garden in Italy）是我第一部以崔承喜为主题创作的戏剧作品。我特意选择不去讨论任何生平细节，转而关注她的舞蹈和舞蹈记录之间的关系，以及表演如何成为一种记录当代时刻的文献。在去年威尼斯双年展韩国馆展出的多频道影像装置《半岛的舞者》（Dancer from the Peninsula, 2019）中，我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我把目光投向1937年至1940年世界巡演结束后崔承喜回到日本的这段时间，当时她宣布要把朝鲜、日本和中国的传统舞蹈和戏剧结合起来，创造一种东亚舞蹈艺术。有趣的是，1941年她在朝鲜杂志《三千里》（Samcheolli）上写道，她所做的是从西方“引进”亚洲舞蹈，并反思了东方的观念是如何从外部进行建构的。在我创作《半岛的舞者》的过程中，崔承喜的形象逐渐出现在我面前。她让我感到既熟悉又遥远。在创作过程接近尾声时，我发现她已经一分为二，既是研究的对象，也成了研究的主体。
“心灵之流”中的每件作品都以崔承喜曾经的作品命名。以表演《Ehera Noara》（2020）为例，这个题目取自崔承喜1933年在日本进行的首场朝鲜舞表演。作品开头还引用了日本小说家川端康成和日本现代舞者兼作曲家石井漠（Ishii Baku）对这场舞蹈的评论。我的目的不是要再现原作，而是要在档案中创造层次，同时思考艺术主体在档案化行为中的作用，以及表演记录的不可靠性、舞蹈作为媒介的脆弱性和不同时间性的混合。
在Art Sonje艺术中心的展厅里，有一整层专门用来展示有关崔承喜工作和生活的记录，这些文献材料肯定是零碎的、分散的、无序的。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崔承喜作品的公共文献库，现存的资料也很难获取。在韩国，直到1989年国家才允许出版叛逃到北朝鲜的艺术家的文献记录和作品。我听说北朝鲜或许有崔承喜相对完整的档案。我能找到的大部分文件都是复制品的复制品。在日本和中国，我找到了一些在韩国从未见过的有关她的报刊记载。展览中每个元素都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并与其他元素相互参照，形成一个时空回路或循环，以及一个有关崔承喜的替代性档案库——其中，有关女性身体、舞蹈、历史和当下的材料可以按不同的方式进行重组和编排。这些相遇和碰撞让我能够重现崔承喜生活和作品中的空白，其中被抹杀的部分以及矛盾之处。这些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
采访／ Hiji Nam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