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过去三十年，德雷德·斯科特（Dread Scott）的创作在与国家暴行与种族不平等正面对抗的同时，也对革命进行着想象。他在2015年制作的旗帜《昨天有人被警察私刑处决》（A Man Was Lynched by Police Yesterday）至今仍然象征着美国针对黑人族群的根本且持续的暴力：如今，由于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引发的巨大反响，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挑战这种暴力。下文中，斯科特谈论了他过去以及最近的创作，艺术机构在当前大规模抗议中的反应，以及此刻蕴含的激进可能性。
我倒希望那件作品已经过时了。今天早上，我在Instagram上发了一张图，是我2001年做的一张照片。里面是黑人女演员哈蒂·麦克丹尼尔（Hattie McDaniel）在电影《乱世佳人》中的扮相，上面覆盖着几行字：如果白人没有发明空气，我们怎么呼吸？（IF WHITE PEOPLE DIDN’T INVENT AIR, WHAT WOULD WE BREATHE?）我挺喜欢这件作品，而且很明显，作为一个三十五岁的人，我并不认为种族主义会在五年内终结。但2015年制作《昨天有人被警察私刑处决》的时候，我确实没想到2020年我们会一遍一遍地观看警察实施私刑的录像片段。如今回头看像《暴力之蓝墙》（The Blue Wall of Violence）——1999年创作的一件有关警察暴行和杀戮的装置——这类作品，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准备好去画点儿花儿朵儿了。开玩笑，但真的：我们不应该还需要花费这么时间和精力做作品来讨论警察如何强行实施剥削关系、压迫，尤其是白人特权。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真的宁愿做点儿别的东西。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非常具有挑战性，同时也异常美好，令人振奋。政府对黑人的谋杀早已是常事。在美国根本不算什么新闻。但看到全国这么多人奋起反抗，全身心地参与到反对大规模暴行和压迫的斗争当中，实在非常鼓舞人心。在这样的语境下，艺术是可以有意义的。我2015年为回应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之死而制作的旗帜《昨天有人被警察私刑处决》最近被很多人转发。这件作品是受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在二十世纪初用过的一面旗帜启发而作，它让很多人认识到警察杀人跟私刑处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警察已经变成私刑暴徒恐怖的继承者。对于人们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多大的思想飞跃，但我希望这件作品可以更加凝练地呈现它，好让观众以及文化机构能用新的方式介入其中一些复杂的问题。
去年11月，我带领一支游行队伍从新奥尔良顺流而上，走了二十四英里，和几百名当地黑人志愿者一起重演了1811年的德国海岸起义，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奴隶起义。很多人认为《重演奴隶起义》（Slave Rebellion Reenactment）是一个讨论奴隶制的项目。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关于自由和解放的项目。它创造了自我解放的黑人的理念和形象。那是一种充满力量的形象，在今天更需要广为传播，就像提图斯·卡法（Titus Kaphar）给《时代》周刊新一期做的封面，或者坎布·奥卢吉米（Kambui Olujimi）根据明尼阿波利斯第三区警署火灾现场画的水彩画一样。有关暴行的图像同样重要。但社会介入艺术常常专注于恐怖本身，而没有留意到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关于抵抗和解放的故事。我希望也有人创作这类图像。
重演是一个历史问题：历史聚焦于什么，谁来讲述，历史如何以新的形式存在于当下。《重演奴隶起义》旨在发掘一段被掩盖、被埋藏的历史，这段历史关于自由和解放，关于一群拥有大胆愿景的人如何尝试推翻一个奴役他人的系统。这场表演讲述的不单是过去，也包括我们的现在。很多重演都是如此。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2001年做《奥格里夫的战斗》（The Battle of Orgreave）就不仅是要讨论过去的事情，同时还是为了纪念1984年那些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但被无情镇压的矿工们。按照撒切尔主义的叙事，工会和矿工被镇压乃是好事，为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振兴经济铺平了道路。而戴勒将关注点集中于为强制推行经济暴力而动用的身体暴力。这类重演，或者杰弗逊·品达（Jefferson Pinder）对“红色夏天”（1919年美国发生的种族骚乱）的重现，都非常重要。它们从被压迫者的视角挖掘历史，与官方的、被扭曲的历史叙事分道扬镳。
前几天，有人问我有多少家美术馆收藏了《昨天有人被警察私刑处决》，并在过去一周把这面旗帜挂出来过。一共两家美术馆收藏了这件作品，但过去两周两家美术馆都没有把它拿出来展。目前这件作品正在德国一个展览上展出。暴动发生以来，有些机构联系我，说想买这面旗，一家欧洲的美术馆也计划将其放进他们接下来的展览里。但美国国内没有一个人找我说：“我们想展出这件作品。”虽然我有跟几家之前就认识的机构取得了联系，但还没有哪个机构承诺说要展出这件作品。很多美国的美术馆似乎想两面下注，试图在窄缝中找到一条路，一方面可以帮助维持美国稳定及其白人至上主义，另一方面又能继续戴着进步主义的虚伪面具。沃克艺术中心开始审视他们跟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关系，重新考虑自身在压迫关系里的共谋角色，这是好事。应该有更多艺术机构站出来承担那样的风险。所有机构都需要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你到底站在哪边？
现在是非常沉重的时刻，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时刻。街头上以各种各样形式展开的抵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抗议行动感到高兴和欣慰，因为我们让管理这个国家的那些人感到了恐惧，我们有很大的力量。我们需要让这一切都算数。我觉得纪念乔治·弗洛伊德最好的方法就是确保让私刑杀害他的系统消失。乔治·弗洛伊德的死应该成为美国之死的前兆。
采访／ Zack Hatfield
译／ 卞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