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长达五个世纪的白人至上主义带来的恐惧：这不仅是我们无法逃脱的过去，也是正在塑造我们的当下，虽然其量级和脆弱程度不同。美国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假象：这个国家已经从其原初的暴力中蜕变了，然而，就像我们每天掉落的皮屑会继续留存在家具和各种东西表面一样，历史的尘垢也构成了人类注定要在其上繁衍生息、挣扎奋斗或暗淡凋零的土壤。赛蒂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的著作在资本积累和剥夺沉积性力量所制造出的社会结构中开辟出了一条道路。她在很多文章以及《屈从场景：十九世纪美国的恐惧、奴隶制和自我塑造》（Scenes of Subjection: Terror, Slavery, and Self-Mak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1997）、《失去汝母：沿着大西洋贩奴之路的旅程》（Lose Your Mother: A Journey Along the Atlantic Slave Route，2007）和《恣意的生命，美丽的实验》（Wayward Lives, Beautiful Experiments，2019）等书籍中的写作不仅重塑了学术研究的轮廓，并且为她所称的“尚未完成的自由计划”（the as-yet-incomplete project of freedom）赋予了形式。在下文中，哈特曼将谈到黑人激进传统的连续性，黑人生命的反抗特质，以及挑战统治秩序所需的“想象力的狂野训练”。
是什么构成了激进思想？我们如何将常常被忽视的黑人激进实践的“恒久性”，以及一种关于是什么构成了政治、或激进政治、或无政府主义传统、或反法西斯历史的语汇带入人们的视野？如果我们将视线投向《恣意的生命，美丽的实验》中的年轻女性、非常规性别者和酷儿的生活，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拒绝行为——包括推脱、闲散和罢工——是一种对国家及其能力的批判，也是对国家主要作为一种惩罚力量而存在的理解，这种力量对黑人生命进行残酷的遏制、侵犯、管制和消灭。在这本书中，我讨论了“硬闯令”（jump warrant），这让警察可以随意进入私人公寓。我们知道布伦娜·泰勒（Breonna Taylor）之死就是这种搜查令的当代版本，即“不敲门”搜查令（“no knock” warrant）造成的。警察可以随意入室，为所欲为。
因为“恣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超越（合法的、体面的）规范边界的方式在行动和构想世界的，所以传统政治行动者和思想家无法理解的是，他们的行为是受激进的拒绝精神所激发和影响的。但对我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我想把恣意性看作是对今天的抗议和叛乱的预示，也是一种“持续的实践”。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我的枷锁与我的自由》（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一书中将种植园描述为一个国家中的国家，民主之外的例外空间，一个围城。黑人已被法律抛弃，被定位在国家以外，被从社会契约条款中排除，而这种认识其实已有数百年之久了。《恣意的生命》认为年轻黑人女性对这一点以及权力关系有着敏锐理解，书中还讲述了她们试图努力生活和支撑下去的方式，永不忘记包围她们的围城结构以及意图将她们征召为奴的暴力。
我的作品想要思考的是一些开放的问题，也是几乎不可能的问题，关于这一语境下的黑人生命，以及如何能够最恰当地传达这些情境下丰富的生存肌理：让那些残酷而抽象的权力关系暴露出来——正是这些权力关系让暴力统治和早逝成为黑人生命的决定性特征。如何才能推翻针对这一主题的特定情节或强行赋予之物？蔑视被管制和被规范的生命脚本？在死亡的威胁下坚持下去？我喜欢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的理由之一（我的作品归功于他，也是与他的作品的对话）是他对实验性的想象能力和坚持。要理解《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1935）中发生的认识论革命，就是要将废奴和重建（Reconstruction）理解为美国民主的缔造过程本身，并去构想被奴役的行动者们激进和反叛的政治实践。C.L.R.詹姆斯（C.L.R. James）也惊叹于杜波依斯唤起这种革命意识的能力，并在《黑人雅各宾派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Black Jacobins，1971）中反思了自己相较之下的不足。
始终有一个关于形式的开放问题：如何让一场少数派的革命进入公众视野？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想要维持一种想象的叙事，即一方面存在着欲望，另一方面存在暴力和胁迫，这两者是截然不同且彼此对立的。或许，我们反而应该将性暴力视为正常而非例外状态。在异性恋父权制度下，暴力和强奸是秩序的一部分，是常态，是意料之中的。那么一个人如何对另一个人产生欲望或关系，如何去想要、去爱另一个人？当触摸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种暴力形式时，人们如何能够触摸他人？就像我一直说的，《恣意的生命》不是一个关于性解放的文本。但我确实很想对感官体验以及如何以一种不被脆弱性和虐待状态所抽空的方式居于身体内的方式进行思考。对于那些身体经常受制于他人的意志、欲望和暴力的人来说，想象不受奴役或暴力束缚的具身（embodiment）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对思考激进政治至关重要。去爱一具身体意味着什么？在一个肉体不被关爱或不被重视的世界中，去爱肉体意味着什么？去爱黑人女性的肉体。别忘了，谋杀布伦娜·泰勒的凶手仍未受到起诉。
面对暴力和虐待时令人难以置信的脆弱对黑人女性的生命来说是决定性的。那么，她们想要去想象和体验其他可能意味着什么？这只能是政治性的——就是想要把自己的身体从奴役的征召中解放出来，不再成为世界生育计划的仆人——所有这些都是废除主义想象的一部分。我们在种族资本主义秩序中被分配的位置就是底层，这是“基本”工人（essential worker）的位置，是所有繁重的生殖劳动发生的地方。这种生殖劳动不仅仅是为了维持和帮助白人家庭繁衍生存下去，更是为了培育和支持白人主义精神生活：支撑着那个主宰主体——人——的不可侵犯性、安全、幸福和主权。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世界是靠黑人和棕色人种女性的可弃置性和可替代性来维持的。亲密关系是这种强迫劳动和关怀的关键特征。黑人的亲密关系是由奴隶制、非自愿奴役、资本主义剥削和反黑人的种族主义制造出的异常社会形态所塑造的，但又超越了这些状态。亲密领域是社会性世界的延伸，与后者密不可分。因此要建立爱与归属的网络，要培育一个广阔到足以拥抱陌生人的混杂社会性的话，就是要参与到挑战和重新制定社会条件的工作中去。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白人将黑人的痛苦转译进他们的教学法中。在这个极端的时刻，可能导致生命丧生的随性暴力——警察用膝盖顶住一个黑人的脖子将他杀死——成为某种白人自由主义良心的爆发点，比如，“我的天啊！我们生活在一种种族主义的秩序中！我怎样才能了解更多情况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造成弗洛伊德之死的社会结构的症状之一。还有另外一系列要求：“告诉我更多关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秩序。” 然而，“你一直生活在这个秩序中。你的安全，你的财富，你的美好生活都依赖于此。” 你看，这很疯狂。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黑人财产损失是次贷危机和激增的种族主义国家暴力造成的，还是在一位黑人总统的领导下。黑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被囚禁人群；2016年的大选和特朗普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公开拥护，这些难道我们都不知道吗？我们知道白人社区的种族排他性，知道上层阶级如何在城市中心垄断公共资源，以确保他们自己的未来，同时确保他们孩子的未来可以超过和战胜其他孩子。我是纽约人，这儿有全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学校。奥巴马和克林顿的选民们投资的是一个歧视黑人和棕色人种儿童的学校系统，他们甚至抵制那些使该系统变得更为公平的最微小的努力。对白人主义的占有性投资无法通过学习“如何变得更反种族主义”来纠正。这需要的是彻底脱离对白人主义项目的投资，重新分配财富和资源。需要的是废除，监禁社会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废除。需要的是重新建立社会秩序，如果不这么做就无法发生改变。
所有人都发表了支持“黑人命也是命”运动的声明，所有种族主义精英大学和文化机构，所有贪得无厌的银行和投资公司。这已经不只是虚伪了，这是彻底的犬儒主义。这些机构觉得需要参与这种表演和话语，仅仅是因为那些走上街头的人、那些要求废除的人提出了涵盖面极广的诉求，他们说，“我们不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我们要暴乱，我们要抢劫。”这些是合理的政治行为。这些是在秩序层面上抗议这种秩序的暴力的方法——包括警区、银行、零售商和公司集团总部。
这一激进的女性主义酷儿跨性别黑人运动所强调的东西和政党政治的语言以及选举选择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些选举的选项是如此贫瘠，以至于根本称不上是选择。削减警费的要求被提出来是因为这几十年来一直有一场运动、一种分析在进行——建立在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阿萨塔·沙库尔（Assata Shakur）、康巴夕河小组（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玛莎·P·约翰逊（Marsha P. Johnson）、奥德丽·罗德（Audre Lorde）、露丝·威尔逊·吉尔默（Ruth Wilson Gilmore）、玛利亚姆·卡巴（Mariame Kaba）、派翠丝·卡洛斯（Patrisse Cullors）、欧帕尔·托米提（Opal Tometi）、艾丽西亚·加尔萨（Alicia Garza）、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基安格·雅玛塔·泰勒（Keeanga Yamahtta Taylor）等人的努力上。街上有这么多年轻人并不奇怪。他们带着强大的批判性和概念性工具上街，他们不满足于改革。他们把改革理解为一种复制机器、复制秩序、维持秩序的模式。我确实感觉到有一种清晰的目标愿景不会失去。这就是这些抗议和起义如此鼓舞人心的原因——该愿景之清晰与宽广。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