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郑源不久前在上海没顶画廊的个展““前进的，后退的”标志着他从2016年开始的“西北航空”项目的完结。展览中，《降落的最后一步》和《那么，在你的一生中你又做了什么》（均创作于2020年）两件影像作品在四块投影间交错呈现。长达一小时的《降落的最后一步》一定程度上像是该系列第一部《一段简短的历史：中国西北航空公司》的推进，通过更加庞大的素材库和缜密的历史研究，以客观的口吻讲述了中国民航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和中俄、中英、中美外交历史及地缘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那么，在你的一生中你又做了什么》则通过两位西北航空“民航子弟”的个人史将主体在历史更迭进程中难以把握的能动性娓娓道来。展览开幕当日，郑源和我们分享了这一项目进行过程中的体会。
我一开始只是对“中国西北航空公司”感兴趣，我有着乘坐这家公司飞机的记忆，后来我意识到这或许是一种集体记忆。但携带着这种记忆的人群可能不多，并且很精确地分布在某些阶层中。我在网络上零散地查了一些关于这家航空公司的信息，但能够得到的东西很有限。我只知道它成立于1989年，结束于2002年，最后被上海的东方航空公司所吸收。在当时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去做什么，我只是好奇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大概有一个意识，就是对于一个民用航空公司的调查会涉及到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历史。
几经辗转，我被引荐给原来兰州机场民航电视台的台长张胜平，他最终成为《那么，在你的一生中你又做了什么》里的其中一位受访者。我2017那年5月被介绍给这位台长，在跟他交流的几个月期间，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关于西北、特别是兰州机场和西北地区民航发展的历史，以及他自己从雷达站到摄影师，然后接触电视转播，最后在电视台解体之后变成一名档案整理者的经历。采访的那段时间，他正在赶着2021年退休前整理、数码化自己拍过的东西，于是我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多他在八九十年代拍摄的电视片。《一段简短的历史：西北航空公司》（2018）也在这个时间段完成，追踪飞机的方式可以让我全面地串联起他交付于我的素材。作品里另一位受访者姚学路是一位“功勋飞行员”，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有5个月退休。从1978到2018年，他刚好飞了四十年。我们在咸阳机场他的办公室里见面，他很重视这次采访，穿上了制服并佩戴着代表着机长身份的肩章。谈话中他对曾经驾驶过的航空器如数家珍，从苏联飞机到欧洲空客——他所列举的机型的变化自然将我引向了中国技术引进的历史。
我所感兴趣的是，1949年以来媒体和航空两种技术通过外交在中国自上而下的引进过程如何塑造出了一个全新的、被称作是“技术贵族”的群体，以及这个曾经“带有着光环”的群体，又如何在技术的下沉和普及中被剥夺了技术曾赋予他们的精英属性，而在这一剥夺的过程中，充当技术传递媒介的也正是他们自己。仅仅30年前，乘坐飞机还只是一种特权阶级才能够选择的移动方式，在今天已经稀松平常了。
技术引进所带来的并不只有技术，它一定携带着意识形态一同到达。《降落的最后一步》中提到了马克西莫夫来华主持教学的历史，作为中苏分裂后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间的一个过渡。在美国国家档案局2002年解密的尼克松访华期间的会谈记录和备忘录里，可以清楚看到周恩来和基辛格如何讨论尼克松访华的电视直播问题、电信基站建设、飞机机队选择和媒体准入人数等琐事。而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的一系列对华技术转移背后的策略，也清晰地写在美国国会摘要中：
“现代科学技术具有使社会进一步分层、复杂化的作用，因此，中国越接触先进技术，中国社会便会越复杂……政治控制也将更加松弛，同时，各种社会组织和民营单位逐步接受外部技术也是一种‘赋权’过程，这将促使中国社会结构更加多元化，去中心化……最终，对华技术转让将促成中国践行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
对我来说，无论是媒介技术，还是绘画技术都和我自己非常相关，可以说我是这两种技术的持有者，因此我需要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一种技术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渗透并真正被另一个集体所掌握。在1972年2月11日中国的影像第一次被传送出去的那一刻开始，技术对于“我”的塑造，对“他们”的瓦解就已经开始了。在这一瓦解的过程中，我目睹了民航人曾经构建起的近乎乌托邦式的崇高建筑，已经成为了完整的废墟。这废墟不仅是象征意义上的，也是具体的，是具体地成为了破铜烂铁的飞机残骸，即将成为旅游基地的苏联援华机场，还有这些具体的人。按照一种现在流行的方式，我会将这一过程理解成为某种“前进的”，但除了前进的废墟之外，我不认为我还持有其他任何东西。
采访／ 李佳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