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由中国美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策划的“唐诗之路”艺术展近日于浙江展览馆开幕。这个展览的基本关怀坐落在“古今”问题上，它试图以“唐诗之路”为契机思考古典传统与当代的关系，并借助这种古今之间敞开的空间重新思考当代艺术自身。可以说，“唐诗之路”艺术展的有效性建基于真实的行走经验之上，而作为策展组成员的刘畑把它视为一次“目标不明的集体出游和狩猎”，一次真正的“诗”的意义上的“采风”。在这个过程中，项目参与者甚至必须直面文旅、文博和文创，以及包括民宿在内的具体社会现象和问题。展览将持续到2021年2月26日。
“唐诗之路”艺术展的契机，是绍兴新昌县的竺岳兵先生（1935-2019）在1980年代提出的“剡溪是一条唐诗之路”（后扩展为浙东）的观点。今日，当年的一位“民间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概念，已成为了浙江省级的战略性规划，牵连到地方发展、经济、民生、居住、传统保护、文旅开发、审美这些具体而宏大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切身的现场，也是中国高速变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我们要面对的“唐诗”，是一种型塑了某种世界观的、文明史级别的作品集群，并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蒙学”，是今天罕见的公共文本，而且，它和当代人的感知居然还能够产生鲜活的摩擦力（我们对它还“有感觉”）。这种既高妙又大众，登峰造极与普世广大的结合，对今天的艺术（广义的“当代艺术”）以及文化极具启发性，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关于“美”等古老而基本、但已经被搁置的问题。在“美学”几乎被排除出“艺术”的时代，唐诗依然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美”。
展览的基本问题，我认为是某种时机：要在今天全新的基础设施（物质与非物质基础）之上，去重新面对我们自身在近现代以降，遭受巨大冲击几近中断的古典文化、文明。或许把“中西”问题逐渐转化为“古今”问题，可以让一些跳出现有话语、科目轨道的新的言说、工作方式被重新提取出来。我很清晰地认定，这个项目的意义是在做一种“当代艺术”，并且就在于将原有的某些“当代艺术”打上引号，与之拉开距离。
这个项目有指导、主办、承办、策展诸多单位，彼此之间同时存在着“工作伙伴”以及“工作对象”的关系，也指向文化战略和地方民生等强烈要求“落地”的现实问题。这里需要面对关于“独立”的神话：把自己直接划在某种其实不存在的“外部”甚至“地下”，其实潜藏着一种预设的危险，将立场简单化，从而让“独立性”（它担保了某种伦理，乃至“品质”）就似乎轻易可以获得，或者失去。其实，这一切都在“当代”发生，值得去观察，也值得去“介入”。
行走对于整个项目至关重要。要让传统、自然鲜活起来，就要将它变成一个和当代人“有关”的东西：还原、复苏“人”与山川万物、民生百态的健康关联，也通过携带、阅读“地点上的诗歌”，在“对境”中重新形成诗的经验。这是一种目标不明的集体出游甚至狩猎，但在这个过程中，某些鲜活的临场共识（共同的瞄准）其实可以逐渐达成——这个目标不明的猎物，古人称之为“风”。这其实是“采风”的原意，《诗经》风雅颂的风，包含着新中国开始的下乡采风的传统，尽管“采风”在今天已经被几乎等同于“采风景”，实际上“风”就是“诗”，风土、风光、风物、风情、风俗……都在其中。一路走下来，我越来越觉得，在今天做文化、文艺、文史，必须直面文旅、文博、文创。其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叠加了“城乡”二元关系里的问题扭结点：民宿——一个既非“家”，也非旅馆、酒店，既不在城市，也不完全是乡村，一个投射了城乡关系中人的精神生活的补偿结构的特殊空间。
展览基于行走的经验，真正困难的是如何让这些经验普遍化，或者说转译到展厅。我们试图让整个展览不仅提供“观看”经验，也提供“阅读”经验。它由不同的唐诗串联，但也有自身的叙事：首先是“入境”，走入一个策展工作代号为“非遗构境”的现场。我们希望这些“非遗”的东西非“遗”，不是“遗产”，而是重新可以在一个情境中“活”过来：在现代的博物馆体制中，丝绸、瓷器、茶叶分属三家不同的机构，然而，曾经这些东西不过都是在一张案子上的。这个区域的核心是要指向“曾经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的”：细腻、精微，同时日常。
随后，是唐诗的传播、延展：“唐诗作为现实主义”、爱森斯坦的蒙太奇和唐诗的关系、世界电影史中的唐诗。接着是拆解和语法研究：将唐诗中最高频的28个字做字体开发和对应于100首诗做视觉设计，穿过用科幻去拆解唐诗、“唐诗辞典”式的影像剧场，逐渐通往无人、超越性的山水世界，随后进入类似世界空间“原型”的”洞天”空间，再到“天人之际”：亦真亦幻的巨幅绘画形成的现场，整个厅只回应一首诗《梦游天姥吟留别》。最后，如梦初醒，回到入口。整体的行进是一个回环。
中国美院这两年一直在尝试实践院长高世名提出的一个概念：“创作集体”——区别于“集体创作”，就是通过建构一个群体工作的反应堆，每个人在其中既确认个体的存在、创造，但又不限于自治的短路，甚至被某种方式拔高一度。
采访／ 丘新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