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1990年，“哥斯拉：亚裔美国人艺术网络”（Godzilla: Asian American Art Network）成立，目的是为那些在一个长久以来高度排他的艺术界和社会里建立协商渠道的亚裔美国艺术家、策展人、作者们争取更多关注和批评话语。由Ken Chu、Bing Lee，以及Margo Machida创立的该团体不仅组织展览，也做出版物和社区合作，旨在通过艺术和倡议寻求社会变革。逐步扩大为一个全国网络的“哥斯拉”直面了机构种族主义、西方帝国主义、针对亚裔群体的暴力、艾滋危机、亚洲性别表征等问题。由我担任编辑的文集《哥斯拉：亚裔美国人艺术网络1990–2001》（Godzilla: Asian American Arts Network 1990–2001，即将由Primary Information出版）详细记录了该团体及其集体工作所代表的批判谱系。
今年早些时候，十九名艺术家宣布退出原定于五月在美国华人博物馆（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MOCA）举办的一场哥斯拉团体回顾展，以抗议华人博物馆在唐人街新监狱建造问题（该计划遭到社区一致抵制）上与纽约市政府“沆瀣一气”，并接受后者3500万美元资助作为合作报偿。十九名哥斯拉成员的退出（展览随后被取消）是近几年艺术家针对美术馆进行的大量抗议和罢工行动中的又一案例，凸显了包括机构透明度及其对社会正义的投入程度、慈善和文化赞助的伦理、都市士绅化、政治审美化在内的种种问题。下文与G10——Tomie Arai，Todd Ayoung, Shelly Bahl，Alexandra Chang，Arlan Huang，Sowon Kwon，Paul Pfeiffer，Kerri Sakamoto，Chanika Svetvilas，以及Lynne Yamamoto——的访谈呈现了向MOCA提出最终要求的团体核心成员的意见。文中谈及了“哥斯拉”依旧鲜活的遗产，并给出了有关今日艺术界异议机制的难得洞见。
这是哥斯拉成员系列采访的第一部。
“哥斯拉：亚裔美国人艺术网络”中的一部分始终希望采取批判立场。早年间，我们的团体活动主要针对当代艺术界中亚裔美国人的可见度缺失的问题。1990年代在部分意义上是艺术界反思政治和艺术代表性问题的一个时期，“哥斯拉”团结一致，要求进入那个包容性的多元文化话语。最近团体成员针对美国华人博物馆采取的行动拒绝将“哥斯拉”这样复杂的群体圈定在历史回顾展的局限性框架之内。在原定的展览“哥斯拉vs艺术界：1990-2001”中，团体的对抗政治将被当成审美对象展出。
这个试图梳理“哥斯拉”遗产的回顾展也给了团体成员一个机会接通“哥斯拉”草创期，进而理解为什么1990年代需要有一个为亚裔艺术家争取权益的倡议网络。作为一个团体，我们一直关注呈现艺术与文化的机构语境，也曾介入不同论坛，搭建对话关系。其中包括1991年发给惠特尼美术馆，谴责其双年展上亚裔美国艺术家长期缺席的公开信，以及这之前针对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把林飞龙（Wifredo Lam）的一幅画作挂在美术馆衣帽间走廊的抗议。三十年后，问题机构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博物馆MOCA。MOCA本来叫“纽约唐人街历史项目”（New York Chinatown History Project），发源于地下室工作坊（Basement Workshop，1970–86），后者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社区组织，专注于唐人街的政治和艺术活动，并将其作为美国东岸亚裔美国人运动的一部分。
“哥斯拉”成员Arlan Huang和Tomie Arai曾经参与地下室工作坊的活动，以及唐人街历史项目的创立和MOCA早期的展览项目。他们四十年来对上述进步历史的投入促使他们开始质疑MOCA支持唐人街新监狱建造计划，以换取市政府3500万美元拨款的做法。绝大多数唐人街居民都反对在自己的社区内修建新的监狱，拒绝成为监禁国家的一部分。2019年年底，Arlan和Tomie起草了一封写给MOCA馆长姚南薰（Nancy Yao Maasbach）的信，询问唐人街不受欢迎的监狱与博物馆计划购买的新馆大楼之间是何种关系。他们的意见在社区组织“坚尼街以南邻里联盟”（Neighbors United Below Canal，NUBC）那里有详细的记录。到2020年1月，由于馆方在回应中含糊其辞，两名艺术家决定退出展览；Byron Kim和Chanika Svetvilas也跟着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鉴于随后新冠疫情造成的社会和政治紧急局势，以及“黑命攸关”运动中高涨的清算呼声——削减警费，废除监狱产业链，揭露机构与邪恶因子之间的共谋关系等等——越来越多的“哥斯拉”成员意识到上述监狱计划的问题性和重要性。随着MOCA开始试图获取许可，以便把我们的抗议信也包含到展览中去，六名“哥斯拉”成员（G6）聚到一起，开启内部讨论，并向馆方问责。G6最开始由艺术家Todd Ayoung，Shelly Bahl，Sowon Kwon，Paul Pfeiffer，Kerri Sakamoto和Lynne Yamamoto组成，后来艺术史学家Alexandra Chang和策展人Amy Sadao也加入其中。
我们强烈感觉到，比起以个体身份跟MOCA交涉，以集体的形式谈判更有利于所有关心博物馆与监狱计划之间关系问题的人。经过讨论，我们认为应该从“修复和疗愈”的立场来推进与馆方的一切交流，并为博物馆扭转局势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步骤建议。我们还组织了一系列远程对话，与更广大的“哥斯拉”网络进行市民大会风格的群体讨论，有时候也邀请MOCA一起参与，以阐明MOCA在监禁和士绅化运动里扮演的角色，以及目前该机构明显脱离唐人街社群的现状。这些活动在2020年12月“哥斯拉”的团体讨论会上达到高潮，期间唐人街社区行动长年以来的领导者Amy Chin还组织了一次说明会。
这引发了“哥斯拉”网络中更广泛的群体向馆方写信，要求其作为一个社区文化机构负起相应责任。我们建议MOCA采取的第一个可行步骤是就其缺少社区互动公开道歉，以此修复与唐人街居民之间的信赖关系。其他要求包括澄清博物馆与监狱计划之间的关系，同时将这次机会用于教育工作，与唐人街利益相关方一起，通过展览共同处理种族主义、警察秩序和刑事司法体系等问题。要求MOCA反对监狱计划，相当于为博物馆提供了一种拒绝同流合污的方式，让馆方不至于加入大规模监禁对黑色和棕色人种族群造成的巨大痛苦与伤害中去。所有建议都是在合作与关怀的精神下提出的。
在来自MOCA长达五个星期差强人意和话中带刺的回应之后，馆方发出了一份言辞模糊、具有误导性的声明，表明其反对监狱计划的立场，却并未提及接受政府回馈款的问题。（如果MOCA确实一直都“坚定不移地反对”该计划，那么这种反对始终是消极的，甚至今天联合爱迪生公司都已经破土动工了仍是如此。）除此以外，博物馆馆长拒绝了我们召开市民大会的请求，称这样做没必要。很明显，团体信里的所有要求都没有得到馆方的真诚回应。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3月金丰酒楼停业的背景下，金丰酒楼是唐人街的中坚力量，也是该区唯一一家建立了工会的餐厅。金丰的房东乔纳森·朱（Jonathan Chu）也是MOCA董事会的联席主席，这成为压垮大家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
3月5日，十九名“哥斯拉”（G19）艺术家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宣布退出展览，信中写道：“出于良心，我们不能把‘哥斯拉’作为一个艺术家-活动家组织的遗产交给一家领导层不仅忽视，甚至试图压制来自社区批判意见的文化机构。不同的观点可以壮大一个组织，帮助其走上健康且必要的发展道路。当一家机构领导层的价值观与我们成立的原则完全相悖时，我们怎么可能在这家机构里展示自己的工作？”而MOCA不仅没有回应来自社区，包括被邀参展的艺术家们的问责要求，反而决定取消展览。
这一不幸的决裂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对亚裔美国人的包容政治的问题以及从运动伊始就已经存在的目标分歧。对于很多人来说，“哥斯拉”在1990年代对可见度和代表性的要求是通过交叉联盟和团结一致实现更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一部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多元文化话语主要是一种工具，用它是为了进入，而非挑战现有资本主义体系。
采访／ Howie Chen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