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我们的谈话从为阿富汗的哀悼开始——这个国家充满暴力的倒退与玛丽亚姆·加尼（Mariam Ghani）的电影名字惊人地契合，《我们未能完成的》（What We Left Unfinished，2019）是一部纪录长片，关于阿富汗共产时代（1978-91）政府支持的电影工业下五部未完成剪辑的电影，这一时期充斥着政变、冲突和审查。加尼的电影首先想要强调的是阿富汗文化工作者的重要性和生存状态的不稳定性——他们的声音最近汇集在了《来自阿富汗文化艺术界的公开信》（Open Letter from Arts for Afghanistan）中——以及有赖于这些人的阿富汗历史记录与想象。在加尼关于电影的电影里，我看到了我母亲所描述的她童年时代上学时穿的白色长袜和制服，看到了军事政变如何被重新演绎为人民革命，看到了与摄影机镜头并存的枪口。在这些场景之间，阿富汗人梦想着未来。下文中，玛丽亚姆·加尼谈到了档案的焦虑以及阿富汗过去与未来的延续性。
电影标题在达里语里是“Gozashtah-e Ma Na Tamam Shud”，大概可以翻译为：我们的过去未完成。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是关于阿富汗共产时代的动乱历史以及这段历史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当下的。在剪辑中，我们试图找到图像和声音之间那些诡异的共振以及有意义的不和谐——那些裂痕、矛盾、回音和鬼魂。也就是历史影响当下的各种极度复杂的方式；历史从来都不是直接、线性的进程。从多个方面来看，这部电影都不仅仅是关于未完成的艺术项目，它同样也是关于那个时期各种没有结果的政治工程。作为导演，我制作这部电影时怀着对这个国家政治语境的理解，我知道人们处于何种限制之下，他们能够以及将要说什么，尤其考虑到我现在和过去的身份时，他们可以以及将要对我说什么。
在《阿富汗：词库》（Afghanistan: A Lexicon，与阿什拉夫·加尼合著）里，我曾写道，二十世纪的阿富汗历史是环状的，它不断地循环往复。现在看来也是如此。不过即便政治逆转，阿富汗人却持续地向前、改变，成为了不同的人。他们生产的文化也在这个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期的阿富汗文化界见证了创造力的爆发，尤其是在年轻世代中。所以看到这个世代的创作者像我采访的那些导演在1990年代经历的一样——放弃自己此前所有的工作，被迫走上流亡的道路——真是令人心碎。当我在2017年进行采访时，那些流亡的导演中只有后来返回了阿富汗的电影人还保持着活跃——比如阿富汗最多产也最受爱戴的电影人拉蒂夫·艾哈迈迪（Latif Ahmadi）；已经去世的知名演员法吉尔·纳比（Faqir Nabi）；还有已经过世的Juwansher Haidary，他当时担任阿富汗电影人工会（Afghan Filmmakers Union）的负责人。
我认为叛乱集团在今天使用的景观化暴力手段与1990年代有着很大的不同。那时，我们有艾哈迈德·马苏德（Ahmad Massoud，阿富汗民族抵抗阵线领导人）和他的拍摄小组——用摄影机记录他们的活动并且发散给国际媒体。这是使用景观化暴力的一种方式。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非常不同的视觉暴力系统，更具表演性，更有意识，以不同以往的方式思考摄影机，而且随着摄影和手机的绑定而发生了一系列演化。所以现在摄影镜头和传输机制是一体的。在这部电影记录下的时代，还没有这么多的摄影机，那时候政府对电影进行全面性控制也更容易。
《我们未能完成的》是从阿富汗电影资料库的数字化开始的——现在这个项目已经不知道还有没有未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对我们这些真的热爱阿富汗的人来说很难直面这部电影。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这些档案以及过去十年间修复文化遗产的努力将遭遇什么。
未完成的事业可以再次重启。从这些历史时刻中找回步入歧途或者从未实现的一些初衷——这是我们作为阿富汗人在历史的黑暗时刻需要坚信的理念。我们试图从这些遗留物中发现一些狂野的、失落的梦想，握紧它们，以待来日的重建。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它们，需要它们让我们的希望不至熄灭。
译／ 卞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