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劳伦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的展览“证人-机器复合体”（The Witness-Machine Complex）将焦点对准纽伦堡审判中使用的同声传译系统。在本文中，阿布·哈姆丹反思了翻译在纽伦堡审判官方历史记录中的缺席，以及他对中断作为真实袒露时刻的理解。展览在纽伦堡艺术协会（Kunstverein Nuremberg）将持续至11月14日。
2020年，我受邀对纽伦堡审判七十五周年做出回应，这让我感到兴奋，因为同声传译系统一直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而同传系统的第一次启用就是在纽伦堡审判期间。IBM无偿提供了该系统的服务，主要为了修复其因大屠杀期间售卖人口普查机器给德国政府而一落千丈的公司名誉——同时显示它有本事在以最暴力的方式将人群原子化和个体化之后再让他们重新聚拢到一起。所以，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尤其因为纽伦堡审判为之后所有国际审判都树立了先例。我们在欧洲如何处理翻译问题，所有使用或讨论翻译的论坛，都可以回溯到这段历史遗产。
我尤其感兴趣的是译者在审判中扮演的角色，但我很快发现，译者的声音在所有审判的录音、录像或转录文字里都没有留下痕迹。这真的很奇怪，在俄语、英语、法语、德语的任意不同组合之间明明有大量语言转换的必要，最后你看到的审判记录却是不同语言之间如行云流水般的自动衔接。缺席的翻译过程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它迫使我们思考这种同时性是否真的可以实现——有种说法是不可能。但时至今日它仍在被运用。
既然译者的在场被从审判过程中抹除了，我就开始往其他方向找。我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他们对证人席和主席台上两盏灯的操控：黄灯表示“说慢点”，红灯表示“暂停”。这种借助灯光明灭进行的原始交流催生了一种奇特的节奏。我发现灯光熄灭的时刻无一例外都是重要的中断，不仅显示出周旋于不同语言之间意味着什么，也揭示了在此类国际审判上提供证词意味着什么：某种特定的速度、表现和规则是多么必要。作证从来都不是目击事件发生然后再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这么简单。它关乎对审判装置的理解，同时要求与其协调。而人们如何应对这些具有打断性质、提醒他们自身发言正在经过中介的灯光，为我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效的入口，帮助我理解什么是证人。
在纽伦堡艺术协会的展览上，我提取了八个这种时刻，在黑暗的展厅内放上复制的灯盏，灯光与证词的录音联动。旁边还有监视屏播放证词的英文字幕。有一段问答从一个名叫雅各布·格里戈里耶夫（Jakov Gregorvion）的证人开始，你能感觉到他的人和他经历过的事情，以及法庭跟他说话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张力。从他证词陈述的开头部分就能明显感觉出来：他被问到来自哪里，接着的问题是“那个村子现在还在不在？”，他的回答是“不，已经不存在了。”然后黄灯灭掉。这已经很怪了，而法官随后立刻要求他讲慢一点。这个奇怪又坦率的细节包含着巨大的暴力，它很快就被灯光，被法庭对证人声音及其发言方式的要求覆盖掉了。当黄灯第二次开始闪烁，这名证人愣了一分多钟，完全无法再回到正常的陈述。另一段证言来自法国抵抗运动成员玛丽·瓦扬-库蒂里耶（Marie Vaillant-Couturier），黄灯亮起后，她的叙述陡然变成如同机器人一般一字一顿，你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证人需要做的。因此，这次展览从本质上讲的是审判的某种历史，不是透过其高光时刻，而是借助其中断的时刻，我把这些时刻重新植入到这段历史中。抹除中断制造了一种幻觉，好像一切进行得都十分顺畅，这在我看来是很暴力的，它阻断了被肖萨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称之为“司法无意识”（juridical unconscious，即在背后支撑法律系统运作的非理性断裂与创伤性重复）的显现。
这个项目将艺术视为一种历史生产模式，而不仅仅是做简化或抽象化的工作，在这里，艺术要真正面对和坚守困惑，让导致张力产生的种种条件变得直接可感。在处理混乱这种“脏活儿累活儿”上艺术有先天的优势，因为艺术的受众已经习惯于感受负空间，对不确定性也有一定程度的适应。我刚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觉得关于纽伦堡审判我说不出更多了——这是如此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但后来你又意识到，有些东西人们仍然还没有准备好聆听。想着坐在这段历史官方版本的框架之外或者阴影之中的翻译者，我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采访／ Camila McHugh
译／ 卞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