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二十年来，奧利佛‧雷斯勒（Oliver Ressler）一直在创作有关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种族主义和生态问题等主题的影像作品。在这篇采访中，他讨论了由卡瑞纳‧L‧阿珀斯托（Corina L. Apostol）策划、于爱沙尼亚塔林艺术厅（Tallinn Art Hall）画廊展出的展览“围挡冰原”（Barricading the Ice Sheets），这是雷斯勒更广泛的气候运动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包含跨越欧洲的六个展览。塔林的展览展出了六频道录像装置《一切都在分崩离析，一切都在汇聚成型》（Everything’s coming together whil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part，2016-20），作品追踪了环境行动主义者在欧洲各地计划和实施的封锁和示威活动。
我确信气候危机是当下人类面临的最可怕的危机；它威胁到使地球上的生命成为可能的基础。我相信，当我们重新思考和重新设计如何以人类、艺术家和文化生产者的身份存于世界上，当我们在采取行动时，我们必须记牢记这一点。我的六频道录像作品《一切都在分崩离析，一切都在汇聚成型》关注的是与气候正义运动相关的大规模公民不服从事件。每个视频都关注一个特定事件，比如柏林郊外的露天煤矿抵制事件（《路的尽头》[Ende Gelände]，2016），欧洲第二大煤炭港口的封锁行动（阿姆斯特丹， 2017）以及2019年占领威尼斯电影节红毯——这是一场引起媒体关注气候危机的游击行为（威尼斯气候营，2020）。自2016年以来，我创作了六部电影，所有这些影片此次都在塔林艺术厅展出。
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的目标都是克服艺术和纪实元素之间的传统区别。2019年的电影《不沉没，而群行》（Not Sinking, Swarming，2019）拍摄的是一场马德里高速公路封锁行动的计划过程，我不得不匿名我正在拍摄的活动人士，以保护他们免受潜在的骚扰和迫害。在视频中的一些段落，整个图像被像素化，创造出一种可以唤起波普艺术或类似形式的效果。像素的形态随着活动者的聚集而不断变化。后来我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来隐藏参与者的身份，与此同时突出他们正在讨论制定的行动。我创建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图像结构，其中使用了人们在集会中讨论的轮廓，然后用几周后发生的气候行动的纪录镜头填充了这些轮廓。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干预的东西实际是由纪录材料本身所驱动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行动主义和艺术之间的感知差距。
在另一部电影《未来的街垒文化》（Barricade Cultures of the Future，2021）中，我汇集了五位艺术家，他们的年纪和背景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对自身的行动主义艺术生产有着清晰的观点。我非常喜欢和那些对自己在做的事情有着强烈观点的人聊天。这其中有来自格陵兰的原住民艺术家和行动主义者阿卡·尼维亚娜（Aka Niviâna）；来自尼日利亚的尼莫·巴塞（Nnimmo Bassey），他曾在2010年获得有“另类诺贝尔”之称的优质民生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除了是著名的诗人，他还是非洲最著名的气候活动家之一；起义想象实验室（Laboratory of Insurrectionary Imagination）的杰伊·乔丹（Jay Jordan）；玛塔·莫瑞纳·穆诺佐（Marta Morena Muñoz），来自西班牙“灭绝叛乱”运动（Extinction Rebellion）的表演艺术家；还有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史蒂夫·莱昂斯（Steve Lyons）。我邀请他们来共同讨论文化对行动主义以及应对气候崩溃策略的的有用性。
这其中当然不乏对艺术界的批评。在视频里，穆诺佐说，她认为生态艺术像特洛伊木马一样渗入主流艺术界的想法很有趣，但同时她也认为这样的策略不足以应对当下气候危机的紧迫性和规模。乔丹补充说，艺术界是孤立的，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我们需要“带回功能，带回地方，带回领土，并为每个人带回艺术。”
我非常欣赏人们试图将艺术带入真实世界并试图用它来动员其他人采取重要行动的做法。但我也并不认为所有艺术家都必须这样做，或者说这就是艺术的唯一功能。我认为从事这样的政治艺术非常重要，但我也可以看到其中的荒诞之处——激进的结果或许永远不会出现。另一个问题是艺术界被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彼此之间缺乏交流。我知道艺术界的某些环节、某些机构愿意与社会运动和进步的政治组织建立联盟关系，展出带有左翼议程的作品，传递的信息也会成倍地增加。威尼斯的S.a.L.E.码头（S.a.L.E. Docks）就是一个从占领活动中衍生出来的艺术机构；它被用作激进运动的集会空间。
显然，为了参加艺博会或展览开幕，再或者为了跟人会面而安排一个两三天的飞行旅程已经变得说不过去。但我们同样需要强调，除了这些个人行为，还存在着更多的利害关系。更重要的是与那些对气候恶化负有最大责任的对象斗争。气候研究者已经指出，全球不到100个实体——主要是大型跨国公司和五角大楼——占到了全球70%的碳排放量。我们作为个体，作为不同政治和文化组织的成员，其责任就是阻止这些恶性的实体摧毁我们的世界。
译／ 卞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