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你哥影视社”为艺术家苏育贤与建筑师田倧源、艺术史研究者廖修慧于2017年共同成立的电影制作团队。这个以当代劳动者为主要关注对象的电影社，其影像生产主要透过大量田野调查、私人读书会、与演出者组织工作坊、共构叙事文本等方式，在去中心的概念中，藉由众人之力形塑出“工作坊电影”式的创作方法。2022下半年，你哥影视社作品《宿舍》获DMZ韩国国际纪录片影展短片竞赛首奖、南方影展最佳剧情短片奖，这部作品以2018年新北市汐止区一则超过百位越南籍女工在宿舍内发动的罢工新闻为灵感——她们藉由手机直播，将罢工过程在网络上展示，你哥影视社透过公开的角色征集、多次工作坊，以及和不同工作类型真实人物合作，一起在片场中搭建虚构宿舍等方式，在新闻真实事件的基础内，让故事自行演绎、变形出不同的细节与可能性。
“非专业”与工作坊的创作方法
苏育贤：2012年我有一个没完成的“非法电影”计划，当时找了一批无证移工来组织电影社，当时的想像是以我为名义去申请补助，再把补助交给无证移工，从写剧本、人物设定到摄影，都是由这个电影社完成。后来这个计划因为被移民署关切而放弃。公视电视台觉得可以就这个方向再做一个与无证移工概念有关的新计划，所以出现了后来的《工寮》（2018），这也是“你哥影视社”最早的起点。
田倧源：我们三个人会聚在一起，是因为当时台南的海马迴光画馆有自办读书会。那时苏育贤想重读黄春明的小说《莎哟娜啦‧再见》，我们一起讨论如何用分镜的方式去想像、把文本变成电影，除了我们以外，当时还有摄影研究者陈佳琦、文学和建筑研究者黄资婷一起参与讨论。
廖修慧：聚会时苏育贤会分享很多移工相关新闻，在讨论印尼逃跑移工Nalam的新闻时，我们谈到警察抓人的方式像是一种拍摄方法，他们会透过扮演去诱导那些移工被抓，确定要拍移工议题后，我们一起看了阮金红导演的纪录片《再见可爱陌生人》（2013），因为这部片，我们把《工寮》中的空间造型确认下来，然后到移工会聚集的台南公园找演员。我们请了一位在台留学的印尼华侨当翻译，协助我们和移工们聊天、分享新闻事件，问他们有没兴趣来打工，和我们一起拍电影。我们的电影都是从工作坊开始，慢慢演变到角色设定，包含现场怎么布置，也是用工作坊跟大家讨论出来的，工作坊也是对电影、剧本内容的生产。
苏育贤：我个人有一条脉络要补充，关于“透过工作坊、一起拍电影、终点不是电影而是整个过程”这件事，我受Nollywood的影响很多。Nollywood是2007年由第11届南艺造型所五个同学江忠伦、赖莉亚、张慈伦、纪玲玉、林郁盛在台南大学艺文特区策划的影展，开幕当天完全没有展品，开幕式后这五个人住进展场，直到闭幕前才首映了五部各自于进驻期间拍摄、剪辑的影片，他们将展场、影厅、电影海报、进驻痕迹都视为展品。所谓“工作坊的造型性”得到了很大的成效，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处理当代艺术的工作坊时往往会结束在造型性上，但当你把时间拉长，过程必须一环扣一环时，每次工作坊的造型性就会彼此牵涉，直到最后一次才会知道效果在哪里。
廖修慧：你哥影视社的作品其实没有很明确的“谁是导演”这件事，但我们也被慢慢训练成要能单独完成导演要做的事情。也许因为“非专业”，以及工作坊的工作方法，很多人会讨论到我们作品里的“穿帮”。其实一开始我们也会想把穿帮避掉，但在剪接的时候其实不可能避开，我们最后只能让节奏合理、流畅，即便摄影机出现在影像里也没办法。
苏育贤：既然我们是影视社、要来拍东西，那不如把我们自己也计算在内，把我们自己后设进去，同时，这些被摄者也在后设我们、看着我们。这个后设不完全是理性的，也有感性的部分，我们看到穿帮、出戏，但不代表这是为了让大家冷静，这也是我们要的情感基调和效果：不是太热切、太报导、太调查的目光。在我个人的养成里，“穿帮”在当代艺术中一直是一个很明确的东西，我这一辈的艺术家在理解录像艺术中出现的穿帮，或是对后设的理解都很自然，如果这样的影像里有一种感情状态，其实就很接近我自己当代艺术养成的背景。
田倧源：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的魅力，是苏育贤剪完《Nalam》（2018）之后，他保留我们重拍好几次的过程，最后的成品会让我觉得那个揭露反而会让思考，以及前台、后台、现场被表现出来。比如里面有大量没上字幕的印尼语内容，其实就很回到当时现场的状况，在剪接、作品的呈现上，不同程度地揭露和距离夹杂着很多可能性，观众仿佛可以一起回到制作的现场。影像的重点已经不在于这个虚构的既成事实，而是为了呈现这件事，我们需要做多少准备、演员到底是谁、他们有什么想法、制作团队怎么想这件事，揭露和穿帮就有这样的可能性。
苏育贤：我们也不是故意挑战纪录片的界线，而是从我们养成背景中自然长出来的。其实透过工作坊来创作，背后还有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像在《工寮》里，是这座废工厂现在已经没有在生产东西，跟我们合作的移工周一到周五在他们的工厂工作，周末过来，大家聚集在这个荒废的工厂里生产电影，这是一个你很难言述、像是寓言故事一样的过程。
《宿舍》打开的话题空间
廖修慧：在做《宿舍》的时候，我们在永康工业区里面租了一个废厂房当片场，我们三个人周一到周五就去回收场捡塑胶家具、片场会用到的东西回来布置，周末做工作坊。因为我们一直待在工厂里，到最后会慢慢对里面的物件有不同想像，布置的时候会想到这个床位是哪个演员会用，她们也会带自己的东西来，工作坊的过程就是不断让这个空间增生。这个片场从一开始的空厂房，经过多次工作坊慢慢越来越个人化。有一次的工作坊就是在布置床位，当时我们想：如果把全部的备品都集中到一个床位上，那会有多惊人？我们开始把无限的衣服往床上挂，塞爆床位的过程就像是大家一起捏出一个雕塑，这就是影片里那座“宿舍之神”，它后来成了剧情中一个重要的发生点。
田倧源：《宿舍》最早的工作坊是在海马迴光画馆，早期的比较是自我介绍，我们当时请翻译在网路上贴文征演员，最后来了各种人，有婚姻移民、厂工、看护、仲介、翻译、舍监，我们会帮他们分组、讨论问题，一开始先是自我介绍，谈他们在这里遇到的困难，台湾人对他们的看法等等。接下来就是表演工作坊，将他们分为导演、演员，让他们自己在海马迴编演一出戏，这种工作坊一方面是帮助他们熟悉表演和拍摄，也帮助我们找剧本元素。后期的工作坊就到工厂，当时我们有明确去讨论汐止越南女工罢工那个新闻事件，让他们看当时的抗议直播，随着工作坊的继续进行，我们也开始布置场地，随着道具进场，这个空间也开始有生活感，演员们也开始有更具体的表演。
苏育贤：《宿舍》花了很大力气在做工作坊，做到有点不是为了拍电影、纯粹是为了工作坊而工作坊，有时候甚至是为了破坏片子而做工作坊。其中有一次我们找了一位成功大学的学生来和演员聊社会主义、马克思，因为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对她们来说其实很自然，那场谈了罢工的能与不能，我们也侧拍了这场论坛。
廖修慧：马克思工作坊其中一段在讨论如何合理罢工，一位在当厂工的演员分享自己以前在安养院超时工作，教大家要收集证据，怎么跟劳动部沟通才能争取合理性，像这种讨论在《工寮》也有几次，但都是需要透过工作坊他们才会分享出来，这是我觉得工作坊必须存在的原因。
苏育贤：我们在写标语的那次工作坊里带进一个评图机制，每个人写完自己的标语后要上台介绍、互相评论他们提出来的问题适不适合大家一起用，在这里面就会有讨论开始产生。第二次的变形又加上图像，其实内容都超乎我们想像，接下来就是关于翻译，因为这些标语一开始都是越南文，如果运动在台湾进行，就需要把内容翻成中文，我们把这些工作坊当成正片在拍，虽然最后没有剪进去，在翻译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有趣的东西产生，例如“仲介”这个字有人字旁，但是编译就会说：我觉得仲介都不是人，你把人字旁去掉。这个字就变成“中介”，他们会在翻译中偷渡很多东西，把自己的价值观放入语言翻译里面。
廖修慧：之前在《工寮》做的工作坊有个基本框架，就是要生产一个有逃跑主题的电影，所以内容都是在这个框架里面推进，但是《工寮》拍完之后我们发现他们在工作坊里面丢出的东西远远超过我们想像，所以到《宿舍》我们就一直在想工作坊这件事要做更多，加上罢工议题，里面可以处理很多面向、理解他们怎么思考或是认知。
田倧源：相对逃跑，罢工可以讨论更广，也会有怎么组织集体活动、怎么变成集体行动的讨论，也讨论到从宿舍走出工厂罢工，其实就是一个展示跟游行。
苏育贤：我们在准备下一部《公园》的雏形就是从《宿舍》工作坊长出来，有些放不进《宿舍》的内容，接下来想在《公园》推到比较完整的结构，让移工组成电影社，在公园里拍摄、让镜头去捕捉现场的反应，一种工作坊电影的状态。一个作品的建立，重点并不是作品本身在建立什么，而是这件作品多少都会带着各自的时代氛围，这些氛围会去改变作品的气质。
采访／ 林怡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