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玛格丽特·拉斯佩（Margaret Raspé）在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探索并颠覆了感知结构，她的创作媒介包括影像、表演、摄影和大型装置。拉斯佩最为人所知的或许是她自己设计的“摄影头盔”，她在70和80年代用这个装置拍摄了很多极具自反性的影片。在这篇采访中，拉斯佩回忆了导致她开始创作这些作品，并激发她对艺术和日常语境中自动行动形式持久兴趣的最初的人生突破。拉斯佩出生于波兰弗罗茨瓦夫（Wrocław），她的首个回顾展“自动”（Automatik）正在她柏林住所附近的森林湖畔之家（Haus am Waldsee）展出，展期至5月29日。与展览配套的专著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出版。
我觉得我需要从头讲起。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很重要，因为这关乎我如何开始拍摄最早的那些影像作品，以及我为何开始思考有关自动性的问题，这是一个贯穿我所有作品的主题与方法。1962年，我搬到了位于柏林郊外的策伦多夫（Zehlendorf）的这座房子里。我的很多作品就是在这儿的厨房和外面的花园做的。我们搬进来时，我有两个小孩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我之前是学艺术的，在慕尼黑和柏林的艺术学院学习过，但后来我结婚了，有了孩子，很快问题就出现了：“我如何在这样的生活中成为一名艺术家？”
我们当时没什么钱，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这座房子，因为当时它有一部分已被炸毁，1961年建了柏林墙之后房价又暴跌。我把时间都花在了整修房子和照顾三个女儿上。我一直干活干活干活。我的丈夫是个大男子主义者，我知道他从未理解我是艺术家这件事。我在一个全是女性的家庭中长大——我的母亲有五个姐妹，所有的男性家庭成员都去打仗了。女性能够决定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很自然。但我后来发现，有些男性并不这么认为。我对自己家庭主妇的角色很不满意，我会在孩子们睡着之后阅读艺术书籍，但并没有想着要创作。我当时的生活非常受限，难以忍受。我满肚子怒气。1968年，我丈夫在电话中告诉我，他要离婚。当天下午，我去了一个朋友家，见到了维也纳行动主义（Actionism）创始人君特·布鲁斯（Günter Brus），他在前一天晚上逃离了维也纳，因为一次争议性的行动，他正在被通缉。我提出他可以住在我家的空房间，于是他和家人搬了进来。这开启了我与行动主义和其他维也纳艺术家的交流，也为我打开了新视角。
于是，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但我的房子是开放的，它成为维也纳和柏林之间的交流场所，这在当时很罕见。左翼朋友也在此交流，还有很多有趣（有些不太有趣）的艺术家、作家和音乐人也会来。我处在艺术家和家庭主妇这两个角色之间。我当时还无法称自己是艺术家，因为这并不是我在做的事情。我当时做的事是捡东西、清理、修理、做饭、叫杂工、监督杂工、整理花园。这就是我的工作。这种工作是非常身体性的，有一天，在干活的时候——那是1970年——我突然震惊地意识到，我并没有在看。我只是砍树或扫地，很快速且自动地做事情，就像开着自动驾驶。我惊恐地意识到，我已经不再注意任何事物了！因为我想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我想要看。所以我想到拍一部影片，从我的视角来看我的手在做什么。这就是handlung，这个德语词有双重含义，既指触觉知识，也指情节或行动。因此，在一些朋友的建议下，我设计了一个摄像头盔——在安全帽上装了一台超8摄影机——这让我能够稳定地从中心视角拍摄。第一部影片拍的是我做炸猪排。后来，我拍了我自己宰杀、准备和烤一只鸡的过程，之后又拍了洗碗、做蛋糕。对我来说，从恍惚中醒来，开始重新给予事物注意力，一部分就是去确实地追溯事物发生的过程。双手对widerstand（抵抗，阻力，张力）有一种物质性的理解，这也是自动工作中我很感兴趣的一个因素。当你不断重复做一件事之后，你对其中涉及的阻力就会非常了解，比如你会用一把刀切肉，用另一把刀切菜。自动性带来了很多问题。我们吃什么，或者我们如何生活，我们如何对待地球？这些都是身体以及哲学问题。
1975年左右，当摄像头盔影片在柏林Arsenal首映时，似乎只有伦敦电影制作者联盟（London Film-Makers’ Co-op）立刻明白了我的创作意图。他们接纳了作为电影制作者的我。女性主义社群并不是我觉得真正适合自己的地方，当时让我感到有些失望。我的作品关注工作及其价值——家务工作是无偿或报酬很低的——但我也关注工作过程和工作条件相关的问题。在后来的绘画、表演和装置作品中，我继续思考心理和体力劳动的关联。几天前，德国一家报纸的标题提到我在森林湖畔之家的展览，说“现在洗碗也成了艺术”，这显然很无礼。是的，我是一位艺术家，但这并不会把洗碗变成艺术。这不是问题所在。艺术关乎一种非常敏锐的注意力。对我来说，它关乎精准。
译／ 冯优
